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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为本不能丢
　　　　　
　　　　　　　　　　　　　举案起文如何落实高危作业者的无过错归责原则
　　　　
　　　　　　　　　　　　　　　　　　　　　张生贵

　　时间回放到2005年7月14日上午11许，郭桃着骑自行车从北京东站至百子湾间沿铁路右侧由西向东行驶，刚要穿过平交人行道口，被北京铁路局所属临客调车作业的OK263次火车撞倒，郭桃当即人事不省。路人见状打电话叫来120救护车将伤者送北京垂杨柳医院抢救。经诊断伤者颈椎、锁骨、腰椎、肋骨等多处骨折，头部、牙齿等全身多处创伤，当天医院向家属下达病情危重通知单，经救治32天终于挽回生命。郭桃家在农村，靠在京打工为生，受伤后夫妻双方已丢掉工作， 为治病已债台高筑，伤病虽仍需住院进一步治疗，但已无力支付各项医疗费用。事故后通西车务段北京东站安全室、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东站派出所于2005年7月29日做出路外伤亡事故调查处理报告，处理报告歪曲事实，推卸责任。郭桃经过的是无人值守道口，道口处既无护桩，亦无警示标志，违反国家铁路法有关规定， 郭桃家属多次找铁路部门要求解决赔偿问题，但铁路方一直推卸责任，无奈只得提起诉讼，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支付住院、医疗费及残疾补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三十二万元。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行人承担重大过失的责任，减轻铁路方赔偿责任只承担百分之十，为此郭桃表示不服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一、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中表述“2005年7月14日11时30分左右被告所属临客263号次列车由西向东运行在百东线，此时原告骑自行车沿铁路线右侧由西向东骑行欲穿越该人行过道时，与机车运行方向车头接触被撞伤，列车采取紧急制动”，原审此种表述方式缺乏事实，原审推理时间差意味着列车运行在先上诉人骑车顺行在后，为此后判决中认定上诉人“应当感到动静”做人为铺垫，原审从每一个环节都做出有利于被上诉人的倾向性认定，有失公允。
　　要客观正确的认定事实，必须清楚了解现场环境，事发地环境有两个特殊状况，一是行人从居住区间小道往铁路顺行方向的人行小道前行，其间有一南向北往东的拐弯，从这个拐点由西向东到铁路人行道口，行人如果从拐角处未发现火车驶来，就认为通过人行道口是安全的；二是此处有三道铁路线，其中的两道由铁网围栏全封闭，只有事故发生铁路线没有封闭，在居民人群聚集区全封闭与未封闭的铁路线同在一处，说明铁路部门对未封闭的铁路未采取管理措施，使行人感觉未封闭的铁路线有可能不通车。原审有意识的将车行时间与人行时间进行推测的做法既没有证据又缺乏说服力，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列车行车记录，法庭凭感知认定是错误的，依据火车行车规范，司机必须写好行车记录，无行车记录的不能推测事故时间。原审认为“列车采取了紧急制动”没有根据，百东线有三处大曲度，此线是未封闭的临时线路，列车从站点开出属初始阶段且曲线运行，时速不超过每小时三十公里，事故车是临时调车作业的机车，火车司机发现行人时完全能够采取措施防止事故，在调查中司机陈述前方百米处发现行人，此时如采取制动措施，依据初始速度及制动系数科学换算制动距离(事故现场证明停车与伤者倒地的间距最多为六十米)，完全能够避免事故，本案中司机已经发现行人但未采取措施，撞人后不积极抢救伤者，体现出冷漠无情和麻木不仁，根据火车行车规范及配套法规，火车行车发生事故司机必须首先抢救伤者，司机未在第一时间抢救，经路人拨打120后第二时间救人行为被一审认为铁路方没有责任，此认定违背了最为基本的法理观念，撞人后才停车说明司机有责任，对于是否鸣笛的说法，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行车记录，此前司机曾称此处不让鸣笛已经证明司机发现行人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原审根据笔录记内容“有时路过此处”就推定为上诉人“一定得知道”，相反，根据事实查知，上诉人通过的是正常的人行过道，上诉人以前穿过时都没有任何火车经过，道口又没有任何通车的提示性标志，也没有护路围栏，根据经验上诉人认为这是条不通车的报废线路，而原审无根据强加给上诉人重大过失的认定没有道理。铁路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无论是“铁路平交道口”还是“人行过道”都“必须”设置必要的标志和防护设施，对于铁路运输企业必须设置标志的法定义务问题，一审却人为解释为“非强制性”规定，尽而减免被上诉人的责任，原审在适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方面存在严重违法性，绕过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毫无保留地全面袒护被上诉人，原审在追及上诉人过错时，大量适用下位规章，对于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巧妙实施推理性思维“虽然没有警示标志但原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危险” 开脱铁路方的责任，这哪里是在公正判案，明明是在替铁路方讨罚受伤的原告，根本没有“以人为本”理念，没有生命观、健康观，全篇判词表现为“以铁为本”。
　　对于铁路公安部门充满矛盾、事后伪造和严重违背调查规程的处理报告却认为“基本能够表现客观事实”，原审的判决如此不把公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戏虐受害的上诉人，令人深表不服。根据法律适用原则，特别法不得违反基本法基本规则的要求，如果特别法规定与基本法的基本规则相一致，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如果特别法的规定违反基本法的基本规则，则应当依照基本法的基本规则适用法律，原审在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时同时又引用了铁路部门规章，民法规定对于无过错责任免责条件只有受害人“故意”行为，并未规定过失，而原审在前提中确认适用无过错原则，却在处理时放弃基本原则，拣选对被上诉人有利的下位规章做依据，这种做法明显违背适法原则。二、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的“高危作业承担无过错责任”的特殊归责原则，立法本意是确定危险作业本身对周围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即使人们极其谨慎并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仍无法完全避免事故的发生，而且一旦发生事故，其危害后果往往很大，不堪设想，对于这种损害事故，按照传统的侵权责任理论已无法合理解决，各国立法都相继采取特殊的侵权责任原则，如果作业人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致他人损害，无论加害人是否有过错，都要对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并不是说只有在无过错的情况下所承担的责任才是无过错责任，无过错的要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更应当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未在人行过道依法设置标志，本身就是放任危险，应当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根据民法通则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如果损害不是受害者故意造成的，高危作业人就不得免责，就应当承担责任；“故意”包括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以及故意实施违法行为，前者例如卧轨自杀等，如果损害的发生非因受害人故意而仅因受害人过失引发的，则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者仍应承担责任，因为损害发生的根本原因仍在于作业的高度危险性。三、原审解释和认定“无过错责任”时完全悖离了立法目的，无过错责任是要建立一种有利于社会弱者的调整规则，以使其受到的损害得到充分的救济，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立法目的在于“报偿回归”“危险控制”“危险分担”法理，报偿理念坚持“谁享受利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铁路运输企业在享受机车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自然应由其承担因机车运行所带来的风险；危险控制理论坚持“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谁承担责任的原则”，铁路运输企业及机车司机受过专业的训练，他们能够最准确地控制危险，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能够促使其谨慎运营，尽量避免损害发生；危险分担理论坚持“利益均衡原则”，行车事故是现代大工业文明的伴随性风险，应由享受现代文明的全体成员分担其所造成的损害，在行车事故中往往是受害人被撞伤或撞死，而肇事者一般不会有人身伤害，此时要求肇事者分担经济上的损失仍不失公允。无过错责任是从整个社会利益均衡不同社会群体力量之对比，从寻求补偿和息事宁人的角度来体现民法的公平原则，反映高度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公平正义观，也正是以人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四、原审在处理本案时表面上称之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实质上以行人过错进行裁断，尤其在查知被上诉人有过错时也要有意回避和掩盖，集中精力深挖受害人的行为，此行严重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最高院提出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重在体现司法实务中对弱者的保护、对人身安全的保护。法律规定对诸如铁路事故等高危作业者发生事故，应当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促使加害人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现代高科技手段及加强责任心去防止侵害发生，以人为本协调个人权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增强加害人责任感，督促铁路运输企业最低限度地降低产生致害事故的可能性。现实生活中许多纠纷中的当事人主观行为上有无过错实难考证，当事人的人身受到损害活生生摆在面前，无人理赔、无人问津，置社会良知与不顾，使受害人雪上加霜，尽管此类纠纷不是社会之主流，数量不多，既然存在就需要解决，仅靠社会自愿救济是有限的，亟待在法律上得到救济，在法律上给予保障、永久的、稳定的、有法可依的保障。

论个人合伙中内部违约时违约金的负担


[摘要]数个合伙人在经营管理合伙体的过程中，均没有完全履行合伙人的内部义务，即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中的一种或两种义务，给其他合伙人或合伙体带来了不良后果，如果合伙人在订立合伙协议时约定了违约金，此时，应如何适用违约金罚则，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文从个人合伙人的内部义务、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和个人合伙中内部违约时违约金的适用等三个方面论述个人合伙中内部违约时违约金的归责原则为过失相抵，也就说当某个合伙人的违约行为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害时，如果其他合伙人亦存在违约行为，法官可以按比例将损害在违约合伙人之间分摊以减轻或免除强违约人（根据违约的性质或程度划分强违约人和轻违约人）的赔偿责任，即按过错程度各自负担部分违约金。
[关键词]内部义务、内部违约、违约金、过失相抵
一、个人合伙人的内部义务
合伙人的内部义务笔者认为是指各合伙人之间及各合伙人对合伙体应遵守的约定的和基本的义务。各合伙人作为合伙体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其内部义务总的来说，包括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所谓忠实义务，就是要求各合伙人忠于合伙体的利益，视合伙体利益为最大利益，其行为必须对合伙体最有利和出于善意，必须避免与合伙体发生任何潜在的或现实的利益冲突的义务。所谓勤勉义务，就是要求合伙人在处理合伙体事务时能像处理个人事务时那么认真和尽力，或者说合伙人必须以一个谨慎的人在管理自己的财产时所具有的勤勉程度去管理合伙体的财产。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行为选择的目的——为适当目的而行使权利的义务
所谓为适当目的而行使权利的义务就是指各合伙人在行使权利选择行为时应竭力谋求合伙体的最大利益。即各合伙人只能为合伙体的最大利益而行使其权利，而不能为其它目的——包括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也包括为部分合伙人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其他合伙人或整个合伙体的利益而行使那些权利。合伙人选择行为时应保证其所被授予的权利不能被用于谋取私人利益或其它与合伙体总体权利不相关的利益，其权利的行使必须被用于它们被授予时所期盼的目的。
(二)行为选择的披露——告知合伙人被选择行为的风险与利润的义务
各合伙人在选择行为期间，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对该行为可能给合伙体带来的风险与利润告知其他合伙人，如果其已认识到该行为可能会与其他合伙人或合伙体总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应根据其行为在交易中的性质和利害关系程度作出相应的原因解释，以谋求相互之间达成共识，至少应让其他合伙人尽快知悉该行为，从而有利于他们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三）行为选择的监管——接受监督的义务
合伙是一种共同经营的关系，各合伙人能否尽责履行义务,直接影响到合伙体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国家权力失去制衡，必然出现腐败，合伙企业内部权力缺乏制约机制也会导致执行权的滥用，因此，通过法律来监管各合伙人的行为实属必要。监督的目的就是要求各合伙人应当小心谨慎，尽职尽责地开展各项工作，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从事工作，当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或合伙体的利益存在冲突时，应当诚信地履行对合伙体的职责，尽到普通人在类似情况和地位下谨慎的合理注意义务，为实现合伙体最大利益努力工作。否则，要受到其他合伙人的否定评价，并支付相应的代价。
二、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
(一)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的概念
本文所指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是说合伙人在恶意或虽善意但没有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情况下为合伙体的最大利益作出的商业决策或其他行为给合伙体带来了损害。概括地说，便是合伙人违背了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中一种或两种义务。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包括合伙人中的一人或数人违反了合伙人的义务，本文只涉及合伙人中的数人违反了合伙人的义务，即合伙人中的数人分别违背了自己的合伙人义务。确认数人违约的目的在于要求法官根据他们违约的事实，确定他们各自所应负的责任，也就说当某个合伙人的违约行为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害时，如果其他合伙人亦存在违约行为，法官可以按比例将损害在违约合伙人之间分摊以减轻或免除强违约人（根据违约的性质或程度划分强违约人和轻违约人）的赔偿责任，从而保护合伙人的合法权益。
（二）合伙人在经营管理中的内部违约是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的糅合。
1、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是违约行为
1-1成立个人合伙的前提是合伙协议。个人合伙作为一种经营方式起源于家族经营，早在一千多年前的罗马法就已对合伙作出了规定。个人合伙最大特点就在于其人合性，人合性表现在个人合伙上就是合伙人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民法通则》第31条规定：“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称为个人合伙”。合伙人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在协商、自愿基础上就出资、利润分享等事项达成的协议，就是合伙协议。只有达成合伙协议，各合伙人才能在一定范围内予以联合，并依据合伙协议而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合伙协议不仅是合伙成立的前提和基础，而且也是合伙人权利义务的依据。
1-2合同的内涵。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不仅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而且也是物权关系、共同关系等非债权债务关系设立、变更、终止的原因。个人合伙协议虽不是纯粹的债权行为，即当事人订立这些合同的目的不在于发生债权债务关系，而在于确定共同投资、经营或分配盈余等方面的关系，然而，由于这些合同本质上是反映交易关系，而合同法所调整的合同就是反映交易的法律形式。因此，合伙合同应受合同法的调整,合伙人违反合伙合同义务的行为属违约行为，行为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是侵权行为
合伙人的内部违约，对其他合伙人或合伙体造成财产上的不利益，即不良后果或不良状态；该作为或不作为，都是合伙人组成合伙体后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并且违约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加之违约人主观上存有过错；总之，合伙人的内部违约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属侵权行为之债。
应该注意的是，因个人合伙组织的特殊性，合伙人之间在经营管理合伙事务时不可能约定很多具体的义务，判断其是否履行义务，往往也只能依据合伙人的概括义务即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履行情况，而该义务是否履行，实践中需法官根据自由裁量权予以确认。考量现实的司法环境，看到违约责任一般适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把合伙人内部违约仅仅看作是违约行为，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当然，把该行为当作是纯粹的侵权行为，又忽视了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没有重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把该行为看作是特殊的侵权行为，追究违约人的责任时适用过失相抵原则，这样既考虑到双方的约定，又重视实际情况，从而做到公平合理。因此笔者认为，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既不完全是合同法意义上的违约行为，也不完全是侵权法意义上的侵权行为，而是两者有机的糅合。
三、个人合伙中内部违约时违约金的适用
违约金是当事人通过约定而预先确定的，在违约后生效的独立于履行行为之外的给付，也就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一方违约时应当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根据《合同法》规定,只要当事人事先就违约金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一方没有履行或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既使对方没有遭受任何财产损失，违约方也要按合同约定的标准给付违约金。除非该约定数额明显过高或低于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但这只是针对一方当事人违约时违约金的处理办法，双方违约时是因各方应按约支付对方等价违约金相互抵消而不应支持违约金请求，还是根据双方违约的性质和程度以强违约行为吸收轻违约行为的原则，只要求强违约方向轻违约方按约支付违约金，或是依据双方违约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各自支付对方相应的违约金，也就是说减轻强违约方的部分责任，换言之，双方按照过错程度各自负担部分违约金。对此，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以为，个人合伙中内部违约时违约金的适用原则应按过错程度各自负担部分违约金。
(一)违约金的性质。违约金是一种合同的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违约金，其第一款实际上把违约金和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规定在一起，第二款实际是规定了约定的违约金和因违约造成的损失相比较过分悬殊的时候，赋予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调整的权力。这两款规定可以反映出来，违约金还是作为一种损失赔偿额的预定，是用来填补因违约造成损失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可以认为在《合同法》里面，实际上是以赔偿性违约金为原则，以惩罚性违约金为例外，即以弥补当事人的损失为基准，又要体现一定的惩罚性，但必须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均衡。
(二)个人合伙中内部违约确定违约金数额时应适用过失相抵归责原则。数合伙人都违约的情况下，如果完全按照约定适用违约金罚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某合伙人在自己不履行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情况下，仍能取得其他违约合伙人的违约金。这势必会造成其他违约合伙人在支付违约金的同时，可主张受偿方赔偿对价违约金，这显然违反设立违约金制度的本意。因此，在多方都违约的情况下，违约金支付应当按照过失相抵归责原则予以执行。因为，无论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它们的目的都是仅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并非给予受害人利益，故赔偿额与损失额应当基本一致。因此，当数合伙人都存在违约行为时，违约合伙人获得他方违约金时，应扣除其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即按一定的标准减轻或免除对方的违约金赔偿责任，从而达到公平合理分配责任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违约金制度与变化着的市场环境相适应。
（三）减免方法。1、比较原因力大小。即通过比较原因力的大小确定应当减免的数额，从而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损害后果。2、比较过失大小。即以比较过失轻重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及责任范围。3、综合考虑。比较原因力的强弱及过失轻重合并确定。即既要考虑受害人过失的程度，也要考虑其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来减轻或免除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民法学》，彭万林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
2、《合同法》王利明、房绍坤、王轶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
3、《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题》，吴庆宝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07年。
　　

　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