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水利工程条例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水利工程条例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0号
《江西省水利工程条例》已由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9年7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7月31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工程管理，保障水利工程的安全与正常运行，发挥水利工程的功能和效益，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和保护。
本条例所称水利工程，是指圩堤、水库、大坝、水闸、泵站、灌区渠道、水电站等在江河、湖泊和地下水源上开发、利用、控制、调配和保护水资源的各类工程及其配套设施。
航运、城市供水、城市排水、污水处理、尾矿坝工程的建设、管理和保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的领导，将水利工程建设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和保护的投入，保障水利工程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工业信息产业、财政、价格、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资源、卫生、环境保护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水利工程管理的有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以外的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的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大对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的投入，确保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或者水利工程经营管理者，具体负责水利工程的日常运行、维护和安全管理工作。
第五条 鼓励集体经济组织、个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投资兴建水利工程，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支持并鼓励农业水用户依法成立农村用水合作组织，对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和灌区末级渠系工程实施日常管理。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水利工程的义务，有权对侵占、损坏水利工程的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水利工程建设
第七条 水利工程建设（包括新建、改建、扩建，下同）应当符合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等相关规划和水功能区划的要求，依法办理环境保护、土地利用、水资源利用、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等审批或者核准手续。以灌溉为主的水利工程应当完善渠系配套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单位在制定新建水利工程建设方案的同时，应当制定水利工程管理方案。对没有管理方案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审批或者核准。
第八条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应当依法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对项目建设的工程质量、工程进度、资金管理和生产安全负责。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应当依法进行招标投标。从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等级。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监理单位应当按照监理合同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监理人员进驻水利工程建设现场，按照监理规范实施监理。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行政负责人，项目法定代表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工程质量负终身责任。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建设进度以及政府投资的水利工程建设资金的使用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建设单位整改到位。
第十条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水利工程验收的规定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将水利工程移交给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时，应当移交该工程土地使用权证书、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等资料。
第十二条 水库大坝、水闸竣工验收合格后，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或者水利工程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注册登记。未经注册登记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三章 水利工程管理
第十三条 水利工程管理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受益和保护范围在同一行政区域内的水利工程，由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管理。跨行政区域的水利工程，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也可以由主要受益的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管理。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利工程安全的监督管理，按照水利工程管辖权限，定期对水利工程进行安全检查，对存在险情隐患的水利工程，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采取措施排除安全隐患。
第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的管理，定期组织乡镇水利工程管理人员对水利工程进行安全检查和维护，确保水利工程设施安全和正常运行。
第十六条 下列国有水利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设置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一）大、中型水库；
（二）保护面积在5万亩以上的圩堤；
（三）大、中型灌区；
（四）大型泵站。
其他水利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受益和保护范围合理设置管理单位或者安排专人实施日常管理。
第十七条 国有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根据其所承担的任务，分为纯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三类。
纯公益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是指承担防洪、排涝等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任务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准公益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是指既承担防洪、排涝等公益性管理运行维护任务，又有工程供水、水力发电等经营性功能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经营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是指承担工程供水、水力发电等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任务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第十八条 纯公益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其编制内在职人员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以及工程日常维修养护经费，按照水利工程隶属关系,由本级财政负担，工程更新改造费用纳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
准公益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其所承担的公益性功能部分所需经费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经营性功能部分所需经费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自行负担。
经营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管理的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修养护经费,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自行负担。
第十九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水利工程经营管理者应当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防汛抗旱调度和水资源调度，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和正常运行。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水利工程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定期对水利工程进行安全检查，发现水利工程安全运行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处理措施,并报告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
因洪涝等灾害造成水利工程损毁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或者水利工程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进行修复。
第二十条 通过承包、租赁、拍卖、股份合作等形式依法取得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经营权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改变水利工程原设计主要功能。
第二十一条 提供生产、生活和其他用水服务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或者水利工程经营管理者，应当与接受供水服务的单位和个人签订供水协议。接受供水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水费。水利工程水价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定。
第二十二条 水利工程部分功能或者基本功能丧失，确需降低等级使用或者报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安全鉴定和技术论证，并按审批权限审批。
经批准报废的水利工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督促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或者水利工程经营管理者限期拆除、清理。
第四章 水利工程保护
第二十三条 国有水利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下列规定标准，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一）保护农田5万亩以上的圩堤，其管理范围为迎水面堤脚外30—50米（水平距离，下同），背水面距堤脚外（其中险段为压浸台脚外）不少于30米；在堤内外的管理范围边缘各延伸80—200米为保护范围。
（二）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以下（包括库内岛屿），大坝两端周边和下游坝脚外，大型水库不少于100米，中型水库不少于50米（非主要副坝可适当减少），水电站大坝两端、下游坝脚外，厂房周边不少于50米，溢洪道、泄水闸两侧各10—20米为管理范围；管理范围边缘外延100－500米为保护范围。
（三）大型水闸上下游河道各200—500米、左右边墩翼墙外50—200米，中型水闸上下游河道各100—250米、左右边墩翼墙外25—100米，大型泵房及进出水池口外50米，中型泵房及进出水池口外30—50米为上述工程的管理范围。以上工程根据实际需要划定保护范围。
（四）5万亩以上灌区的干支渠的设计开挖边线或者堤脚外设计边坡1—5米（边山渠道开挖线外5—10米），渠道配套的建筑物边线外5—10米为管理范围。渠道根据实际需要划定保护范围。
（五）其他圩堤、小型水库、涵闸、泵站、5万亩以下灌区渠道工程等，可参照本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标准划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集体经济组织、个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兴建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由水利工程经营管理者依照前款规定报请县级人民政府划定。
城市规划区内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资源、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划定方案，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划定。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已征用或者已划拨的土地，应当依法办理确权发证手续；对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未征用的土地，应当依法征用，并办理确权发证手续。
第二十五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或者水利工程经营管理者，应当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的边界依法设置固定标志。对有可能造成人身安全危险的水库大坝、水电变电站、水闸等工程设施，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或者水利工程经营管理者应当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和破坏水利工程标志。
第二十六条 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兴建其他建设项目,其建设方案应当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建设方案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建设的书面决定。
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工程竣工后，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加验收。
第二十七条 因建设需要，并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扩建、改建、拆除或者损坏原有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承担扩建、改建、拆除的费用和损失补偿费用。
因建设需要，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以及造成灌排工程设施报废或者失去部分功能的,应当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责任单位负责建设等效替代工程或者缴纳开发补偿费。开发补偿费应当专项用于农业灌溉水源工程、灌排工程开发项目和灌排技术设备更新改造。
第二十八条 除执行防汛抢险、水利工程管理和维护的车辆外,禁止其他机动车辆在堤顶、坝顶及水闸工作桥上通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置禁行标志。
确需利用堤顶、坝顶、水闸工作桥兼做公路的,须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路通车后，由公路管理单位负责路面(含路肩)的日常管理、维护，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水利工程状况提出车辆限制通行的要求。因公路维护不善等原因影响水利工程安全的,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提出暂停通车的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路管理单位应当负责修复，消除安全隐患。
第二十九条 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下列活动:
（一）在行洪、排涝的河道和渠道内设置影响行洪和输水的障碍物或者种植林木和高秆作物;
（二）倾倒、堆放影响水利工程安全或者正常运行的废弃物;
（三）开渠、挖塘、打井、爆破、葬坟、采石、取土、开采地下资源;
（四）在水库内筑坝拦汊或者填占水库;
（五）损毁、破坏水利工程设施;
（六）其他影响水利工程安全或者正常运行的行为。
在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影响水利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利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活动。
因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需要，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开展爆破、采石、取土等活动的，必须采取保护措施，确保水利工程的运行和安全，并报经有管辖权的设区的市或者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进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建立管理制度或者未按管理制度做好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工作的；
（二）发现破坏水利工程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的；
（三）发现水利工程安全隐患不及时采取措施或者报告的；
（四）不按规定使用水利工程经营收益的；
（五）其他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或者不履行管理职责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将水利工程投入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水库大坝、水闸等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未经注册登记擅自投入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不服从防汛抗旱调度和水资源调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采取强制措施保证水利工程安全正常运行。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擅自改变水利工程原设计主要功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擅自移动和破坏水利工程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擅自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兴建其他建设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或者建设项目严重影响水利工程安全的，责令限期拆除，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辆在堤顶、坝顶及水闸工作桥上通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和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六章附则第四十条本条例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武亦文 武汉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保险代位权/投保人/被保险人/国家
内容提要: 保险代位求偿的行使对象是责任第三人，一般而言，第三人的身份为何，不影响保险代位权的行使，但一些特殊身份的主体需要认真对待。如果第三人是投保人或国家，其仍可以作为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如果第三人是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一致人，则一般不得作为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不过在汽车强制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本人和被保险人的连带赔偿责任人例外地可以成为保险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当存在对保险标的的损害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第三人时，不能让该第三人因受害人投有保险而不当免责，应令其承担终局的损害赔偿责任，故保险人可以针对该第三人行使代位追偿的权利。一般而言，只要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本身可得由保险人代位行使，第三人的身份为何，不影响保险代位权的存在。但又确实存在着一些具有特定法律身份的第三人，如果不仔细甄别并加以区分，就有可能对保险法或其他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构架造成冲击。反观我国《保险法》，除了第 62 条从反面排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及其组成人员作为第三人的可能性之外，对此问题并没有做更多判断。然而，随着我国保险代位追偿业务的逐步拓展，追偿对象的身份愈益复杂化，如果第三人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国家，能否作为保险代位求偿的行使对象？第三人身份的反面排除限定于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及其组成人员，是否合适？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本身又该如何具体辨别？本文拟针对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对象逐一剖析，以期能够恰如其分地界定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范围，为相关立法的改进和实务操作的完善提供参考。
一、保险代位的特殊行使对象之一：投保人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负有交付保险费义务的人。[1]在保险合同当事人的问题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存在差异。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应为投保人（Versicherungsnehmer）和保险人（Versicherer），而被保险人（Versicherter）和受益人（Begünstigter）则属于保险合同关系人的范畴。[2]英美法则通常将保险人（the Insurer）和被保险人（the Insured，or the Assured）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诚如施文森所言，对于 Insured 一词究系指何人而言，有时不易捉摸，[3]Insured 无法与 Versicherter 对译。在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界定方面，英美法仍不够精细，故应遵从大陆法系的基本认知。那么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之一的投保人能否作为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呢？
虽然《保险法》对此问题并未明确规定，但我国实务部门多予以肯定，认为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行使保险代位权。[4]德国《保险契约法》对保险代位的主要规定为第 86 条。第 86 条第 1 款规定，“投保人（Versicherungsnehmer）对于第三人有赔偿请求权的，一旦保险人填补其损害，该请求权移转于保险人。权利的移转，不得不利于投保人。”[5]如果仅依此条文的字面意思推论，保险代位权似乎是为了防止投保人双重受偿而设，由于保险人移转获得的是投保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代位的对象就不可能是投保人。但是该规范存在一定问题，它并没有准确界定损失填补原则适用的法律主体。实际上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在拥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同时，还因同一保险标的的损害事故拥有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故有双重受偿而违背损失填补原则的可能，进而才会有保险代位权的适用。
一般而言，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可以为投保人。其理由如下：第一，投保人是不同于被保险人的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其不受损失填补原则的限制。纯从法律关系的构造而言，损失填补型保险是一个典型的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在保险实践的早期，保险合同都是为自己利益合同，投保人投保时一定会将自己设定为被保险人。即便在当代，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为一人，也是现实保险法律关系的常态。但是在损害填补保险中，被保险人是指其保险利益受该保险契约保护的人。[6]也就是说，被保险人在损害填补保险中是保险金受领权人。而被保险人又是一切损失填补保险法律关系中都存在的法律主体，那么投保人支付保费，却让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领保险金，这无疑就是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哪怕在一个具体保险关系中，某人同时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然而生物意义上的人的同一并不排除法律意义上的人的区隔。更何况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非为同一人的情况还很多见。第二，将投保人排除在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范围之外，不仅不公平，也可能造成不测的社会后果。民事责任的免除必须具有合理依据，由于投保人不是保险保障的对象，针对投保人的代位追偿，并不会导致保险保障机制的重大破坏，而如果仅因投保人替被保险人投保并缴纳保费，就可以避免成为保险代位的对象，并免除自己的民事赔偿责任，是毫无道理的。更何况，如将投保人从对象范围中不合理地排除，将滋生道德风险，令被保险人的人身或财产可能遭受不测之风险。第三，尽管不能否认的是，实践中投保人如以他人为被保险人投保，该他人一般会与投保人具有一定的身份关系或经济联系，否则投保人也不会以保险形式给予他人利益，但是“具有一定的利益关系”并不一定等同于“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只有那些与被保险人组成了利益共同体的人才可以避免成为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而临时的、偶发的利益关联并不足以导致这样的结论。
不过保险实务中也存在种种特殊情形导致保险代位权不能对投保人行使，比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人，又或者投保人是“与被保险人同居共财而具经济关系共同性的人”。尽管如此，也应认识到，投保人在这些情形下也并非是因其投保人的身份而不能作为保险代位的对象。
二、保险代位的特殊行使对象之二：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以及被保险人的相关人是否可以作为保险代位的行使对象，也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复杂的问题。
（一）保险代位求偿对象的排除：一般情形下的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为保险的保障对象，一般而言，如果允许保险人向被保险人代位追偿，将是对保险制度机理的重大破坏。在大陆法系的语境中，保险人在支付保险金后，法定移转而获得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故而保险代位的对象一定是被保险人、共同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人。英美法一般也认为保险人不能向被保险人代位求偿。其理由在于“被保险人不能自己起诉自己”（the assured cannot sue himself）。[7]这是因为在采程序代位理论的英美法系中，保险人是以被保险人的名义来进行代位求偿，如此在诉讼中就是被保险人起诉被保险人，显然十分荒谬。英国发生的一个经典判例是 Simpson ＆ Co．v．Thomson 案，被保险人拥有两艘商船，其中的一艘撞坏了另外一艘。保险人想以作为“无过失”船只所有人的被保险人的名义起诉也作为“有过失”船只所有人的被保险人，这遭到了法官的拒绝。之后为了处理这一问题，海上保险合同中通常都会约定“姐妹船条款”（Sistership Clause）。[8]美国法上与此相关的是所谓“保险代位排除规则”（Anti － subro-gation Rule），并且在 Chubb Insurance Co．v．DeChambre 案中更为明确地说明了此原则背后的两点公共政策考量：其一，保险人不得将损失转嫁给被保险人，而避免被保险人已购买且以保费形式付款的保障；其二，保险人不应处于存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地位。例如保险人可能在代表作为原告的被保险人时取得相关资料，但却用于之后对作为被告的被保险人的求偿之中。[9]
（二）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然而，上述认识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言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中存在例外。一般而言，保险的本旨在于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障，可是在政策性较强的强制责任保险中，“保护受害人”是立法的首要目的。[10]此外又由于责任保险所保障的被保险人是加害人，因此在保险的内部构造上存在一些调整，而这些差异性又最终导致了在保险代位求偿对象问题上的不同寻常。依据德国《汽车保有人强制责任保险》，假如因为某些因素，导致保险人在内部关系上对于被保险人不具有给付义务而免责的，为了保护被害人，仍然要求保险人在外部关系上被规定为连带债务人，此种强迫保险人负担超过其内部关系上的责任之状况，在德国法上是透过赋予保险人向被保险人依照连带债务之内部求偿的方式来还原，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代位求偿关系。[11]
与此相类似的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22 条和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 29 条。但是此两处条文规定的权利架构与德国法不完全一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认为是法定债权移转，而德国将其看做连带债务人之间的内部求偿权。《条例》第 22 条的规定没有明确表明该追偿权的性质，不过在学理上一般认为该追偿权与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 29 条规定的代位权是同一种权利，只是立法上的用语存在差异。[12]我国也确实存在判决支持强制第三者责任险中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行使代位追偿权。[13]其基本原理在于，虽然在一般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之故意或其他恶意行为所导致法定赔偿责任的发生属除外不保事项，但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政策保险，为使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迅速获得基本保障，从而尽可能对保险人给付条件予以松绑，即使被保险人故意或其他恶意行为所导致法定赔偿责任，保险人仍予理赔。不过被保险人对其恶意行为最终仍须负赔偿责任，故赋予保险人于理赔后可向被保险人请求的权利。[14]为保护受害人而将部分除外危险予以内部化以及事后还原，[15]是理解该针对被保险人之代位求偿权的核心。
不过台湾地区也有学者对“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 29 条提出了质疑。本条规定保险人应予例外承保，似有违背对价平衡原则，虽赋予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代位追偿的权利，但保险人必须承担被保险人无资力清偿的危险。再者，保险人乃危险共同团体之管理者，应为危险共同团体成员利益行事，若由保险人向危险共同团体成员——即被保险人代位追偿，似有违保险法理。故当被保险人有故意或恶意行为致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宜由保险人承保，而应由特别补偿基金予以补偿。[16]这些质疑并不能成立。第一，保险人代位追偿的时候的确可能面临被保险人无资力清偿的危险，但如此安排是对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障受害人这一首要目的的贯彻，并不违反对价平衡原则。如果说例外承保不妥，那么保险人被强制承保，且不允许退保，岂不更是对对价平衡原则的破坏？第二，针对被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恰恰是维护危险共同团体的整体利益的，并不违背法理。被保险人即使不向保险人承担责任，原本也应向受害人承担责任。保险人维护的是危险团体的整体利益，被保险人不具有将此责任风险向保险人移转的正当基础，如果保险人此时不能对被保险人代位求偿，无异于让除被保险人之外的其他危险共同体成员承担不具有可归因性的不测风险，显然不公。第三，特别补偿基金（在中国大陆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弥补交强险的不足，为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提供全面的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贯彻不盈不亏原则，且由商业保险人具体经营，虽不能营利，至少是不会造成公共资源的负担，但是特别补偿基金由国家财政负担，代位追偿实际所得有限，又无法通过保费收取来消化垫付费用的损失，如果承载过多功能，无疑会使基金不堪重负。故特别补偿基金（或救助基金）应将其补助限定在一个必要的有限范围之内，能通过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解决的问题，尽量交其解决。
（三）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的连带赔偿责任人
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还可能存在被保险人和保险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对受害人共负连带赔偿责任的情形。这时一旦保险人向受害人支付保险金，且保险金的数额超过被保险人在连带债务中应承担的份额，被保险人的此项内部分担求偿权在保险人给付的金额范围内移转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连带赔偿责任人可得代位求偿。[17]这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中除了前述对被保险人的代位求偿（台湾地区学者称之为“隐藏性除外危险的代位”）之外的另一保险代位情形。笔者认为，只要是与被保险人之间形成了连带责任关系的第三人，在保险人赔付超出被保险人内部分担数额的保险金之后，保险人就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第 14 条第 2 款的规定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该第三人的追偿权利。此处的连带赔偿责任人可能包括雇用人、法定代理人、非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共同侵权行为人等等。[18]较为特殊的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共同侵权行为人。由于实务中格式化的保险合同都包含“按责任赔付”条款，该条款约定保险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根据驾驶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负事故责任比例相应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在数车共同肇事造成第三人损害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只负责在己处投保的车辆驾驶人的事故责任，而不承担连带责任，故更不可能针对其他车辆驾驶人进行保险代位求偿。因此，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共同侵权行为人不属于此处的连带赔偿责任人。
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 33 条对此进行了规定，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并无相应条文规范，存在疏漏。尽管直接援引《保险法》第 60 条并加以法理推导，同样可以获得相同的结论，但是因为法律规范的缺失，我国的司法实务却往往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典型如我国福建省漳州市中院（2007）漳民终字第 46 号判决。在该案中，强制第三者责任险的被保险人和另一致害人共同对受害人负连带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和另一致害人的最终责任承担比例各为 50%。法院认为，受害人径直要求被保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基于连带债务的原理，被保险人应支付请求的相应数额，但是保险公司仅在被保险人最终负担的份额（50%）内对受害人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超出的部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不能转嫁给保险公司，只能是由被保险人先行负担，再向另一致害人追偿。[19]按此逻辑，保险人既然对超出部分无须赔付，更岂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连带赔偿责任人的损失分担请求权。我国保险实务中的这一做法无疑与法理不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首要目的即在于保护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无法就超出被保险人最终负责部分获得保险赔付，而只得向可能陷入无资力状态的被保险人或另一致害人求偿，显然对受害人保护不足。此外，既然在外部关系上被保险人应负连带赔偿责任，作为责任保险之一种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就应当依据被保险人需要赔偿的金额来进行保险赔付，而不应因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去主张减少保险赔付。那么在保险人按照外部连带赔偿责任进行保险给付之后，自然可以依据被保险人对于连带债务人的内部求偿权代位追偿。所以为了避免保险实务中再一次的误判，该种类型的保险代位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作出明确规定。
三、保险代位的特殊行使对象之三：国家或公法人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即代位取得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么该第三人是否包括国家或公法人，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又是否不仅限于私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还包括国家赔偿呢？《国家赔偿法》无论修订前后都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保险法》第 60 条也语焉不详。在保险市场高度发达和国家赔偿制度十分完善的欧美国家，该问题的出现屡见不鲜。基于法律的前瞻性，有必要就此作理论上的储备，以利未来以修法明确之。笔者认为，保险代位的对象包括国家或公法人。
（一）基于比较法考察的认知
“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曾经是两大法系通行许久的认识，近代以来日益松动。在德国，因职务行为引起的赔偿和补偿诉讼由普通法院主管，最初仅针对公务员个人提起，后来才逐渐允许针对国家或者其他行政主体提起。[20]正因为公务员可能承担最终责任，为避免其负担过重并影响行政效能，德国法上有所谓次位条款（又称为免责特权）的规定，[21]只有在受害人“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赔偿”的情形下，过失违法的公务员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存在共同侵权人或者受害人投有保险的话，公务员的赔偿责任得以免除。然而不管采国家代位责任或是国家自己责任，该赔偿责任现今事实上基本都由国家来承担，此规则旨在减轻公务员负担的设立意义已遭极大减弱，不仅在学理上遭到批评，而且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次位条款已“过时”，应逐渐废除。根据判决，次位条款在受害人已有保险（无论是社会保险、政策保险，还是商业保险）的情形下也不得再适用。因为保险给付不是对加害人的授益，而是给受害人的保护。[22]在保险人向受害人给付保险金之后，受害人的国家赔偿请求权就自动移转至保险人处。
对于政府行为，普通法直到很晚都保留着大陆法早已抛弃的国家豁免权。针对民事侵权的豁免权直到1946 年的《联邦侵权赔偿法》（Federal Torts Claims Act，简称 FTCA），美国才同意接受针对政府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23]并且在该法案生效之后，美国司法部坚持认为由保险人针对联邦政府提起的代位侵权之诉这种衍生的诉讼（Derivative Suits），并不为该法案所允许。美国联邦政府在诉讼中一般也会提出抗辩，其一，《诉权转让法》（Assignment of Claims Act）明确禁止将对政府享有的诉权转让；其二，《联邦民事程序规则》（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第 17 条第 a 款规定所有的诉讼仅能以真实利害关系人的名义提起，而作为代位权人的保险人并非“真实利害关系人”；[24]其三，主权豁免的放弃必须严格法定，而联邦侵权赔偿法中没有提及保险代位或诉权转让；其四，允许该诉讼就是事实上否定了联邦政府对实际受害人提出反诉（Counter －Claim）或和解（Set － off）的权利。[25]但是而今允许保险代位之诉针对国家提起，已成为基本共识。[26]第一，《诉权转让法》禁止的只是意定让与，而保险代位是法定让与。第二，无论保险人全部还是部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它都是真实利害关系人，区别只在于它是单独的还是共同的。第三，联邦侵权赔偿法并没有明确否定保险代位权的适用，何况必要共同诉讼的存在使得联邦政府依然可以反诉或和解，也没有令国家受到程序上的不利益。针对联邦政府的代位赔偿之诉不仅符合对法案的合理解释，且在实践中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