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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广州市商业银行早知道许霆案是给付错误，蓄意隐瞒而铸成大错。
　　许多人对现代银行的电子化、自动化、网络化运行模式缺乏了解，对银行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传统观念上，这是引起许霆案被误判的根源。
　　过去的银行，没有电脑和ATM机，每一个银行职员是单独代表银行的，具有决定权。现代银行都是以省为单位，设立一台银行主机作为核心，该银行全省的营业窗口（电脑+柜员）和ATM机都是服务终端，银行主机与所有的服务终端通过网络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现代电子银行。
　　银行的柜员将客户存款、取款的请求输入电脑，只有在银行电脑主机同意后，银行柜员才能收取客户的存款和支付客户的取款。ATM机也是终端，只是存款取款等请求需要客户在ATM机上自助操作才能向银行主机发出，同样是在银行主机同意之后，ATM机才能自动收取存款和支付取款，所以叫做自动柜员机。单个的ATM机或单个的窗口（电脑+柜员）都不具有独立性，他们都受制于银行主机。
　　ATM机等同于银行营业窗口中的电脑+柜员。两者之间，一个是自然人，一个是机器人，似乎明显不同，然而在地位与功能上，他们完全是一样的。这里柜员只是机器的辅助工具，既没有独立性，又没有决定权，与传统的银行观念大相径庭。
　　如果将银行主机和ATM机的操作系统，用文字和图表的形式表达出来，就会发现ATM机与银行主机构成的组合体，是基于逻辑判断而运行的，模拟了银行管理者的思维和行为，因而直接证明了组合体就是代表银行意志的电子代理人，并且组合体是无人值守自动运行的，等同于银行有电子代理人24小时值班，随时为客户提供服务。可见，基于逻辑判断运行的组合体与基于响应而运行的自动售货机是完全不同的。
　　许霆在ATM机上按键“1000”，实质上是向银行发出一个取款1000元的请求。这个“1000”输入后，并不代表整数1000，而是代表一个字符1和三个字符0组成的字符串“1000”。涉案ATM机操作系统在设计时，需要将字符串“1000”两次转换成整数1000。第一次转换时没有错误，所得的整数1000用于除以100计算得出商值为10，这个10代表自动柜员机在允许付款时，ATM机数钱给许霆的100元面钞的张数。第二次转换时发生错误，本来应该转换为整数1000却转换成整数1，原因是程序员没有调整好数据格式造成的。第二次转换所得的整数1或2是发送给银行主机的，这个数字代表许霆请求取款的金额。
　　由于程序员操作上的疏忽，许霆请求取款的金额从1000元或者2000元变成了请求取款1元或者2元，银行主机收到ATM机发送来的取款请求后，自动调取保存在数据库中的许霆账户及存款余额，请求取款的金额与许霆账户中的176.97元相比，取款请求的金额小于存款的余额，显然银行主机（相当于大脑）会同意许霆的“取款请求”，每次同意取款后就要从许霆账户中扣账1元或者2元，再将新的余额数字保存到数据库中。每次同意扣账后，银行主机必然要向ATM机发出付款指令，启动ATM机的付款开关。ATM机的付款机构被启动后，实际付给许霆100元钞票的张数，并不是由银行主机的付款指令决定的，而是由前述第一次字符串转换后计算的商值决定的。因此，就发生了每次扣账是1元或2元，实际支付给许霆的金额却是1000元或者2000元的事实。
　　ATM机验过许霆银行卡密码后，意味着双方身份就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银行电子代理人因自身原因，对许霆取款请求产生重大误解而同意取款的，尔后支付时又发生了给付错误。显然，许霆案是两个错误重叠的结果，且错误又是银行自身的原因引起的，当然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银行自始至终参与其中，所谓“银行不知道”的说法，所谓银行金库忘了锁门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
　　涉案ATM机是广州市商业银行租用广电运通公司的，日常维护由广电运通公司负责。银行内部都有霸王规定，现金短款，则由柜员（或ATM机运营公司）赔偿，现金长款，则归银行所有。许霆案发生后的第三天，ATM机的运营商广电运通公司就全额赔偿了广州商业银行的全部损失，充分说明广州市商业银行早就知道是给付错误，可是为了一己私利，故意隐瞒，结果酿成了大错。
　　
　　作者单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肖佑良
　　
传闻证据规则初探
彭晶 李楠
英美法系素以判例法著称，对待证据规则坚持程序优先主义。因此，从历史传统上其证据规则就具有十分雄厚的生存基础，大量的判例法实践和习惯做法形成了一系列较为严格的证据规则。我国却没有专门的证据法典，证据法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典的条文当中。因此，我国并没有确立象英美法系国家那样细致完备的证据规则。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控辩式审判方式注重和强调在庭审中对证据审查的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以法庭为举证、质证场，解决控辩双方的论争。这就要求贯彻相应的证据规则 ，特别是传闻证据规则。为此，笔者试就传闻证据规则的概念、发展及其在我国面临的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传闻证据的涵义
传闻证据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传闻证据专指言词证据，是指证明人并非就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而仅就他人在审判所作的陈述，代为他人向法庭提供的陈述。而广义的传闻证据还包括书面证据和非用语言具体表达的行为，即证明人就自己亲身感知的事实向法庭提交的陈述书和证人证明案件中特定事项所作出的没有通过语言具体表达的行为。
二、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与发展
传闻证据规则最早确立于十六世纪的英格兰。在十六世纪以前，陪审团可以接受证人以外的人提供的证据。 在这一阶段，陪审员并不一定根据庭审中的证据来裁判案件。事实上，陪审员被挑选是因为他对案件有一定的了解。当陪审员的挑选程序发展到只有陪审员没有了解足以影响他裁判案件的事实，他才能被挑选的阶段，传闻证据规则才开始不断发展。到了十八世纪传闻证据被禁止进入刑事案件审判程序之中。至此，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正式确立下来。
在传闻证据规则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又逐步确立了许多例外情况，这在英美被称为“例外的规则”。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绝对排除传闻证据，实际上做不到。这不仅会造成诉讼拖延，而且也势必妨碍查明事实真相，有违设立传闻证据的初衷。因此，英美国家又在成文法或者判例中规定了许多例外的情况，允许传闻证据进入诉讼之中，用来认定案件事实。
三、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面临的问题
英美的传闻证据规则与刑事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和质证原则的要求相统一，体现了现代控辩式诉讼的基本要求。这一原则一方面要求证人直接出庭，发表言词证据。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审判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对作为刑事诉讼核心的证据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而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中应用最广泛的证据，在新的庭审方式中，更强调适用直接言词原则。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该条规定：1）证人提供有关案件事实情况的证言必须亲自到庭。2）证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必须接受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和质证。3）证人证言必须同时符合前述两个条件，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官有权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通过这一规定，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在立法上确立了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其在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确立还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1、我国的侦查人员不具有证人资格。
侦查人员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强制性措施的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事诉讼主体的分类，侦查人员属于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和审判权的侦查官员、检察官员和裁判者。而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则属于刑事诉讼中通过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并协助其他诉讼主体进行诉讼活动的人其中的一种。 由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和证人虽同处于诉讼主体地位，但却扮演着不同的诉讼角色，承担不同的诉讼职能。因而，侦查人员不可能是证人，证人也不可能由侦查人员同时承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这就从立法上确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人员不可能具有证人资格。
传闻证据规则是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必然要求。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定的控辩式审判方式的要求下，控辩双方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应该对双方提出的证据予以质证并进行充分的辩论。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所制作的笔录如询问笔录、讯问笔录、现场勘查笔录等，如果公诉人要将这些笔录在法庭上出示，其目的就是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制作笔录的侦查人员必须充当证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否则，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未经质证的笔录即属传闻证据，必须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然而，如前所述，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上，侦查人员不得具有证人的资格，在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接受交叉询问的做法也极少。这样，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与传闻证据规则要求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必然要妨碍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2、证人出庭保障制度还不完善。
传闻证据规则要求包括证人证言在内在全部证据都应当庭查证核实，尤其是证人出庭时对其证言要进行质证，以增加控辩式庭审方式的抗辩性。而在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几乎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其主要原因有：第一，证人惧怕打击报复，不敢出庭作证。证人作为案件的目击者或知情人，在法庭上作证指控时，往往与被告方发生直接对立和冲突，必然会“得罪”和触怒被告人及其亲属。在当前我国缺少证人遇害前的先期呵护，证人得不到实质性的安全保障。第二，在立法上，刑事诉讼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并没有规定不履行该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导致在实践中缺乏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和依据。司法机关缺少必要的强制手段，因而对不愿出庭作证的证人无可奈何。另外，司法机关本身也存在畏难心理怕麻烦，为加快办案进度，提高结案率，往往是能简化则简化，并不积极主动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3、法律规定互相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多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要求证人作证必须出庭，而不得以传闻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辩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这一条文本来是要规定公诉人与辩护人为举证主体，但却同时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应当庭宣读。这就等于在立法上承认证人可以不出庭，对未出庭的证人证言经过当庭宣读后即可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很显然与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相互矛盾。同时也为实践中法庭普遍采纳书面证据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样，传闻证据规则就无从适用。另外，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有权向单位和个人收集、调查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警察、检察官具有收集证据的权利。因而，也不禁止其在庭审中以文书作为证据使用。这显然有违传闻证据规的要求。
四、立法建议
针对传闻证据规则的适用在我国面临的困难也障碍，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赋予侦查人员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资格，严格规定侦查人员制作提交法庭作证据使用的笔录时，除符合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外必须出庭。侦查人员只有出庭，控辩双方才能通过交叉询问来发现事实真相。法官才能通过对侦查人员的询问和对其表情、心理反应等进行观察形成对证据的正确判断。
2、制订专门的证人安全保护法规，不断完善证人作证保障制度。该法规应包括以下内容：明确规定证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诉讼权利；规定证人出席法庭费用的支付办法及证人补偿标准；规定专门的国家机关对作证后有可能遭到报复的证人及其住处进行监护；法庭询问证人如果因为同被告人直接接触对证人构成严重不利影响时，法庭应采取屏蔽等保护措施；对被告人被关押或被害人释放的情况及时通知证人并根据情况及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在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案件等特珠案件中，司法机关还应与有关单位一起为证人更换住处或工作单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