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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 国家教委


农业部、国家教委关于印发“高等农业院校对口招收农业职业高中、农业中专、农业广播学校应届优秀毕业生暂行办法”的通知
农业部 国家教委



为了加强农业职业技术教育，保证农业中专和农村职业学校有稳定的师资来源，高等农业院校近年来试行了对口招收农业中专、农业职业高中优秀毕业生的招生办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了进一步做好这项招生改革工作，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
神，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关于“调整教育结构，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摆在突出的位置”的任务，为农业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的合格师资，特制定“高等农业院校对口招收农业职业高中、农业中专、农业广播学校应届优秀毕业生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有关部门结
合本地、本校实际，做好组织和管理工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关于“调整教育结构，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摆在突出的位置”的任务，进一步深化高等农业教育改革，增强高等农业院校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力
，发挥高等农业院校在整个农业教育体系中的龙头作用，为农业职业教育培养合格的师资，为促进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和农业技术推广事业的发展服务，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招生计划
第二条 高等农业院校招收农业职业高中、农业中专、农业广播学校应届优秀毕业生招生计划是国家招生计划的一部分，农业院校尚未实行招生“并轨”改革前，该计划列入国家任务计划内。
第三条 各院校按照国家编制年度招生计划的要求单独编列，报送主管部门汇总平衡，纳入年度招生计划和生源计划，经批准后执行。
第四条 高等农业院校招收农业职业高中、农业中专、农业广播学校应届优秀毕业生，要因地制宜，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主导产业实际需要，安排招生专业和招生人数及培养层次。
第五条 凡招收农业职业高中、农业中专、农业广播学校应届优秀毕业生的高等农业院校，须在当年4月30日前将对口招收的专业、人数、收费标准和招生范围等报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备案，由各省、区、市招生办汇集后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报名办法
第六条 对口招生地区主要为教育改革的试点县（市）。推荐学校应为专业基本对口，办学思想端正，教学质量较高的农业职业高中、农业中专、农业广播学校。推荐学校由推荐学校所在省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确定。
第七条 被推荐的考生应符合下列条件：
1、必须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系农业职业高中、农业中专、农业广播学校应届优秀毕业生，所学专业与招生专业基本对口。
3、自愿从事农业职业高中、农业中专、农业广播学校教育工作或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从事技术推广应用等工作。
4、年龄在25周岁以下，未婚。
5、身体健康。
第八条 报名
1、有关农业职业高中、农业中专、农业广播学校依据分配指标和报考条件按不低于3∶1的比例择优推荐考生，推荐名单在校内张榜公布，接受师生监督。
2、推荐学校应如实填写《优秀毕业生推荐登记表》。
3、推荐名单由推荐学校送主管部门审核后统一到招生院校办理报名手续。

第四章 考试与录取
第九条 考试方式：由省（区）招生部门统一组织命题、考试。时间一般与全国普通高考同步进行。
第十条 考试科目：文科考语文、数学、历史（或政治）；理科考语文、数学、物理（或化学），文理科均加试农业综合技术知识，本科必须测试外语。
第十一条 考试工作在招生院校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办公室的指导下具体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录取的原则是保证质量，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兼顾平衡。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及当年地、市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录取。录取名单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办公室审查批准。
第十三条 各地招生部门和招生院校，应加强管理，严格进行资格审查。对违反普通学校招生管理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管理处罚暂行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章 管理与就业
第十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与同类招生计划形式的学生同等待遇，并按《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管理。
第十五条 学生毕业后凭学校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开具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报到证》到农业职业教育系统和基层生产单位就业。其工资待遇依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对于不服从安排的，追回全部培养费，将户口转回原籍。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各高等农业院校可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1996年2月26日
　　□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游 伟

　　动用刑罚手段控制危害性行为，其本身就可以看做是一把“双刃之剑”。使用重刑，更是利弊鲜明。重刑之利，在于能在较短的时期内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平复人心，使恶性犯罪得以及时收敛，并迎合“嫉恶如仇”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欲求。但是，从长远角度上看，其弊一定远大于利。

刑事法理论认为，刑罚的轻重，必须通过衡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后，方能做出判断和确定。罪刑相当是罪刑内在比例关系的要求，也是社会一般公平、正义观念的反映。重刑虽可以威慑，重刑趋势之下通常也不绝对排斥某些特殊情况下轻刑适用，但总体来说，重刑威慑思想是强调通过片面提高刑罚强度的方式去实现控制犯罪的目的。由此，重刑就必然造成罪刑关系的失衡，罪刑间的等价关系也会受损。其明显的不利后果，是容易削弱人们对刑法的尊重感。

事实上，社会认同感是刑罚发挥有效功能的基础，而刑罚适用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就必须是公正的，也即罪刑关系要符合公正、合理的价值。由于公众是基于社会一般正义观念去评价罪刑关系，社会正义观念又受到等价关系的制约，因此，人们其实就是运用等价观念去评判罪与刑的关系。刑罚必须与其犯罪所造成的危害程度相当，这就成为刑罚得到公众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也只有这样，刑罚才可能发挥教育、感化的正向作用。过重的刑罚必然与公众的普遍正义、公平观念相悖，会使公众对刑罚的依据产生怀疑。

马克思曾说:“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重刑威慑所产生的，不仅是公众对刑法尊重感的削弱，甚至可能产生对罪犯的同情。

过重的刑罚还容易促使刑罚的功能贬值。因为刑罚似乎天然就具有惩罚与威胁的功能，对于已然犯罪，惩罚具有报应性，适度的刑罚会使犯罪人产生痛苦和后悔心理，使其感到罪有应得。与罪行相适应的刑罚，反映了这样一种受人尊重的判断，即被惩罚的行为是错误的。将受惩罚者视为犯错误者，这对于惩罚观念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过重的刑罚，则激发不起这种“错误”认识，反而容易令人觉得刑罚对他不公，这在犯罪人心理上产生的将不是后悔和痛苦，而是对刑罚制度甚至是对整个社会仇恨的加剧。为了补偿过重刑罚所造成的失衡心理，他们往往会再度实施犯罪。

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就曾指出，严峻的刑罚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不法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残酷的法律会通过恐惧、模仿或培养复仇精神使人变得残酷。在重刑思想影响下，面对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恶化状态，人们常常本能地把原因归结于惩罚不够、打击不力，从而主张继续加大刑罚量，因而导致恶性循环，出现整体法定刑和刑罚投入量的攀比上升。难怪犯罪学家菲利会说:“用暴力来矫正暴力总不是一种好办法。在中世纪，刑罚很严酷，但犯罪也同样残忍。社会在与犯罪的残暴之间的斗争失去效力时，便会恶性循环。”在这一方面，我国多年来持续不断的重刑适用倡导及行动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恶性犯罪率的上升，或许也是一个极好的明证。

对犯罪人的重罚不应成为控制其他犯罪的手段，这是不能把人作为“工具”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刑事法领域中的要求，也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过于严厉的刑罚不可能具有道德劝诫作用，为了恢复刑罚的正常功能，严厉的刑罚确实应当开始考虑它的边界和限度。

现代犯罪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犯罪是社会诸种病症及犯罪者个人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预防犯罪的手段不可能是单一的，对由社会综合原因铸就的犯罪，理应通过对综合治理的方式去控制。动辄诉诸刑罚甚至适用重刑，是社会推卸自身责任的一种表现，更是缺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

重刑威慑主义者普遍都过分的推崇刑罚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在重刑观念的影响下，整个社会对刑罚会产生一种普遍的不正常期待和心理依赖。当出现某种危害行为时，首先的反应不是通过相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从根源上去寻找原因及治理措施，而是动用刑罚、使用重刑。我以为，崇尚重刑威慑必然会忽视社会相关制度的漏洞和弥补。严刑峻法会妨碍到人们寻求科学犯罪对策的种种努力，在犯罪现象产生或出现增量发展时，人们非常容易产生某种直观错觉，并采取最为简单的补救行动，那就是刑法典的犯罪化修订或者司法上的重刑适用。不过，即使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其实也非常可疑)，也难免具有忽视尽管困难但更有意义的预防性、社会性的防治措施的问题。

犯罪既然是社会诸种综合病症的反映，就决定了治理犯罪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综合的。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是该系统工具中的一种，虽然重要，但并不是最主要的。这是因为，刑罚只能在有限的程度和范围内产生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作用，那种寄希望于重刑威慑而禁奸止过的主张，是刑罚观念中的一大误区。抗制犯罪的根本途径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在于人的价值观的提升。因此，通过推行各种良好的社会政策，努力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最终形成遏制犯罪的社会机制。而在这点上，国外的经验值得重视。比如美国就认识到不能指望刑事司法制度承担控制犯罪的全部职责。因此，在犯罪预防上，就采取了三种策略:一是采取减少犯罪的潜在目标的办法达到减少犯罪机会的目的;二是对加强社区的社会控制和秩序，以促进居民的安全感和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三是采取非刑事化策略(社区矫治轻度犯罪)和立法威慑策略(对特别严重的罪行和惯犯加重惩罚)。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施耐德在比较了日、德两国犯罪及其控制情况后说:“最有效的刑事政策是人道的刑事政策。罪犯必须恰当地被惩罚，必须与他所造成的损害相当……社会必须逐步参与对犯罪的共同治理”。刑事司法制度只有在通过保持完整的社会团体非正式控制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并获得成功。我想，这样的思想和方法，或许真的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思索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