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今我国律师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宋君
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要素为一体的系统工程，既要通过发展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又要通过推进法制建设来不断提供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律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重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但是由于刑事辩护律师的劣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的诉讼构造导致的。这种诉讼构造的一个特点，是公诉方和辩护方的地位严重不对等，而这种不对等又是由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导致的。同时又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
在现在的中国，律师地位还不是很令人满意的。尽管其地位较以前有所提高，但并不乐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江平老先生就我国律师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精辟的阐发。他谈及我国律师地位与国外的比较。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律师出生的占一半以上，八十年代中期的参议员中担任过律师的也达到60%以上。而我国呢？在去年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中，在职律师只有六名，约占0.2%。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实施情况的报告》也指出，“律师执业困难较多”，律师执业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
虽然律师在各个国家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其在任何国家中都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们是执法者。这一属性也就决定了它与其它职业具有不同的使命。作为国家法律的真正执行，固然离不开国家的一系列措施，但与律师的素质也是不可分隔的。一个真正崇尚法治的国家，就必然会重视律师的地位。也可以这么说，国家的法治的实行程度，可以律师地位作为标尺。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同时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时依旧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立法机关有必要对辩护律师所负的一般责任的性质、地位以及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的关系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以促进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使辩护律师更好履行辩护职责，更好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辩护律师诉讼作用的充分发挥，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中坚作用。因此，我们只有着力提升律师地位、凸现律师作用、彰显律师价值，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充分发挥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我们应坚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向纵深开展，律师将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更为重大的贡献。
律师和其它许多职业一样，都是由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职业分工。它是伴随着国家民主和法旨化水平不断提高而出现和发展的，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关于律师性质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众说纷纭，主要如下：
1、有的学者认为律师的性质是指国家法律规定的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1。
2、有的学者认为律师的性质，是指法律规定律师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本质属性1。
3、而有的学者认为律师的性质指的是由律师法律服务的功能决定的律师的身份特质，包括律师的功能和律师的身份两个方面2。
4、律师的属性，即是指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其职业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并与其他法律工作者相区别的根本的特征3。
5、还有些学者认为律师的性质是指一定的法律制度决定的由特定从事律师职业的人依法维护委托人的权益及律师具有的法律地位、权限、责任和作用所体现的根本属性4。
针对一、二这两种定义，将律师性质的内涵概括地过于简单，就是对“性质”二字的解释，既然律师职业与其他职业有着分工的不同，其性质就一定体现着自身的特色，既然是对律师性质的定义，就应该具体明确。第三种定义，将功能与性质变成了种属关系，不容否认律师的功能与律师的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决不应该是“包括”的关系。这种定义混淆了律师性质与律师功能各自的意义。相比较而言，第四种定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指明了律师法律工作者的身份，但作为对律师性质定义的阐述仍不科学。笔者赞同第五种说法，可以说，这种定义将律师性质的内涵概括的淋漓尽致。律师的性质在一国律师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属于律师制度的根本问题。它决定着律师的社会地位、作用、权利和义务，职业道德与律师业的管理体制。律师的性质是抽象的，它是通过律师的表现形式与工作内容体现的，包括五个方面：1、律师的性质决定于一定的法律制度，是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律师从事职业必须依法进行；3、律师的工作内容以当事人的委托为前提；4、律师的性质体现出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根本目的；5、律师的性质反映在律师的法律地位、权限、责任和作用等方面。
律师职业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律师是以自己渊博的法律知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属于社会结构中的知识阶层。律师的职业行为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其执业所依靠的是委托人的授权，在委托的权限范围内提供法律服务。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服务交易，不是普通的商品交换。法律服务除了满足当事人生产生活的需要，还可能是满足个人尊严、政治权利、行动自由、生命健康的安全、伦理关系等等方面需要，其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生产生活的范围，这些问题都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处理，属于法律现象的范围。律师是处理当事人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经过专门的教育培训，通过一定的考试考查程序，获得相应的专业资格，在法律专业知识、职业品行、专业阅历等方面已经超出社会普通人员的法律专业水平，被称为法律专家，其渊博的法律知识和娴熟的专业技能，是正确处理当事人法律事务的保证，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不能在该服务领域取而代之。同时，律师的职业属性也要求律师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在法律的范围内，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职业道德的培养也是抑制律师商业化的决定性因素，有利于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建立商品交换的良性秩序5。
我国对律师职业属性的认识，是与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律师建设进程有密切联系，期间几经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律师制度初建，律师设置于人民法院内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律师的职业属性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当时政治背景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的认识可以看出律师被当作国家司法干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律师政治和物质上的待遇比照国家机关干部待遇的规定办理” 6。五十年代未期，刚起步几年的律师制度被废除，直到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 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当时情况下，立法将律师的职业属性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赋予了律师与公安司法人员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深入和发展。
从1986年起，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及组织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有些地方开始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后又出现合伙律师事务所和私营律师事务所；二是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即国办所)逐渐摆脱行政机构管理模式而实行依法自主开展业务、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此种情况使得对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定性逐渐失去了制度基础以及现实合理性，以无法准确反映律师的职业特点。这一时期，律师界、法学界对律师的职业属性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社会法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993年司法部出台了《关于深化律师改革方案》。该方案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律师职业属性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这一定性在1996年5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该法颁布后，法学界、律师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条内容是对我国律师属性的定性，并认为这一定性准确、科学、全面。如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对律师的定性是恰当的，定点是甚至无需从逻辑上或经验上加以推演和证明” 7。
辩护律师在刑诉中的身份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与公检法机关人员具有同等的身份，均为法律工作者。他们的共性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因而他们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是平等的，只是他们各自所维护的侧重面不同罢了。
律师在刑诉中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而公诉人和审判人员的主要法律职责则在于维护公诉权、审判权的实施。因而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与公检法机关人员形成了以下关系：1.刑侦、预审中，律师与公安人员有共同性。在此阶段双方都力争调查清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性质。虽然双方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但是都是以法律为基础的。2.公诉中，律师与公诉人是对立的。律师的辩护职能是针对公诉人的控诉职能而设置的，没有控诉就没有辩护。但是律师和公诉人的最终目的终究还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准确的表明案件的事实，从而可以正确的处理案件。3.律师相对审判人员而言则是一种协助与配合的关系。通过辩护可以使审判人员“兼听则明”，从而可促进裁判的正确。
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中律师虽然与公检法三机关人员所处位置不同，所维护的侧重面不同，但是却是与公检法三机关人员所处的身份却是平等的，均为法律工作者。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权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也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重视程度。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权利过分的限制，使本就失衡的控辩双方的天平更加倾斜，程序的公正得不到体现，那么实体的公正也得不到体现，如此恶性循环，形成你辩你的、我判我的局面，往往是刑事辩护不战自败，刑事案件辩护率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如需使刑事案件的审理与国际接轨，就必须还律师应有的充分的诉讼权利。
众所周知，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的多寡及其保障状况是衡量一国司法人道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而“是否允许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程序和赋予其怎样的诉讼权利，在现代已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8其中在侦查阶段，我国律师的权利保障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主要体现在：
1、侦查阶段律师身份的定位，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要求律师在“刑诉各个阶段”为被指控人辩护。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可在侦查阶段介入，但却不是辩护律师身份，而是不伦不类的法律帮助律师。
2、律师的会见、通信权，《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指出：“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下，毫不迟疑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我国刑诉法在肯定了律师会见、通信权的同时，却又对会见次数、时间、方式等进行限制。如侦查机关派人在场的限制。
3、律师在场权，《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国家诉讼机关在讯问被追诉者时，律师享有讯问在场权。然而，我国刑诉法非但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反而却规定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的在场权，这与国际刑事司法相距甚远。
4、律师阅卷权，我国刑诉法规定案件只有在审查起诉阶段方可查阅部份案卷材料。且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对律师阅卷的场所、时间、次数等没明确规定，使得律师这一权利形如一纸空文。即使在审判阶段，律师的阅卷权也仅能知悉部份证据，律师对案情了解范围十分有限且狭窄。
5、律师调查权，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国际上通行做法。我国刑诉法却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予以种种限制：如律师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取证，律师向被害人或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需经检察院或法院同意等，这就让律师的调查权往往形同虚设。
综上所述，说明在我国辩护律师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享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但从其具体行使程度难易与国际标准看，相距甚远，急待完善。
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问题是刑事诉讼法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辩护律师在诉讼的地位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其具体定位“关系到诉讼模式的构建和辩护律师具体诉讼权利的设置如不能科学地对辩护律师的角色进行定位结果必然是辩护律师权利的限制。”9该问题的关键是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为诉讼主体。在我国，由于辩护人律师的诉讼地位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得不明确，因此理论界对此问题认识存在着不同观点。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辩护律师不属于诉讼主体，其主要理由是，诉讼主体必须与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须是刑事诉讼基本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必须能决定刑事诉讼的进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主体是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自诉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辩护律师是经国家授权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他既不能代表国家，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与诉讼结果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对利益的无关性，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法院指定，因而从根本上看，辩护律师是被动辅助被控告人执行辩护职能的。他既没有完整的主体权利，也不承担特定的义务。故不符合诉讼主体的特征，不成为诉讼主体，但辩护律师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
对此，笔者认为，为了适应现代民主与法治的要求，促进我国律师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将辩护律师定位为诉讼主体比较合适。首先，刑事诉讼是控诉、辩护、审判的三方结构。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主要是指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辩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本身法律知识的欠缺，或者因被羁押不能调查取证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不能完全成为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控、辩、审三结构中的辩方。只有律师作为辩护人才能成为完整的辩方。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或者参与了却没有完整的权利，那么该刑事诉讼必然是不完整的、不公正的刑事诉讼；第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是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参加诉讼活动。但是，一旦辩护律师参加了刑事诉讼，他就可以依据自己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识开展辩护活动而并不是根据被告人的意志进行辩护，由此可见，辩护律师并非单纯的为被告人服务的人员。第三，确立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可以扩大辩护律师所享有的权利，从而促进其辩护职能的发挥。另外，从目前开展的诉讼机制改革和创新上看，审判方式改革就是要实现控辩双方平衡，如果辩护律师不能成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就无法实现平衡。故此，应尽快从立法上确立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地位。当然，虽然明确了辩护律师的诉讼主体地位，律师也就不得违背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宗旨进行辩护。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宋君
广州市拥军优属实施办法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7号
《广州市拥军优属实施办法》已经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２日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１９９９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市长 林树森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广州市拥军优属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拥军优属工作，增强军政军民团结，保障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广东省拥军优属若干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城乡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和公民，均应履行拥军优属的职责和义务。
第三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组织实施。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拥军优属纳入全民教育计划、国防教育和拥军优属活动，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及时解决、协调和处理拥军优属工作和军地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保障驻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积极支持和配合部队完成军事训练、战备执勤、军事演习、国防施工、营房建设等任务；支持和配合部队搞好各项基础建设和农副业生产，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
第六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扶持军休所、军供站、荣军医院（疗养院）等优抚事业单位及优抚对象发展生产经营。
第七条 本市教育、劳动、人事、科技等部门应积极开展科技、智力拥军活动，帮助部队搞好各类教育和科技培训，协助驻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第八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支持和配合部队开展争创先进连队和争当优秀士兵活动，对驻穗部队和从本市入伍的优秀士兵及立功人员，由所在的区、县级市给予奖励。
第九条 依法保护军事设施的安全。城市规划建设涉及军事用地，应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执行。
对到营区滋扰闹事或毁坏军事设施、军用设备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第十条 处理军地矛盾和纠纷时，有关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主动与部队协商，及时化解矛盾，解决纠纷。
第十一条 部队牌号的车辆，免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公路、桥梁、隧道通行，在公共场所停车场停放的应予免费。
第十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车站、码头、航空港和其它服务行业对现役军人、伤残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应当专设窗口或优先服务。
第十三条 市、区属的公园、纪念馆、博物馆对前来游览参观的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凭证免购门票。
第十四条 革命伤残军人凭《革命伤残军人证》，免费乘坐市内线路公共汽（电）车、过江渡轮和地铁。
交通运输部门和企业经营的国内民航飞机、火车、长途汽车、轮船均有承担优待伤残军人的社会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售革命军人的优惠票。
第十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市有关规定做好军队转业干部、转业志愿兵、退伍义务兵和部队随军家属的安置工作，应优先安排上岗；不得将他们安排到特困企业；任何单位不得拒绝完成由安置部门统一分配的安置任务，以保障其第一次就业。
对自愿放弃政府分配工作和回农村务农的军队转业干部，有关部门应协助其办理档案挂靠和入户手续。
第十六条 国家规定需要安排工作的因战、因公伤残军人，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其工资、保险、住房、医疗、福利等，应与本单位同等人员享受同等待遇，无特殊理由不得解除或中止劳动合同。
第十七条 现役军人的配偶按规定每年享受的探亲假，其所在单位不得扣减；探亲期间的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不变。
第十八条 军队干部子女（含当年军队转业干部随迁子女）、革命烈士直系亲属、伤残军人及特、一等伤残军人子女入托或入学的，教育部门应按照《广州市优抚对象入学入托和升学优待办法》，办理入托入学手续。
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在分配或租、售住房和拆迁安置住房时，服现役的军官和义务兵、志愿兵应计入该家庭的分房人口，并在同等条件下应予优先；军队转业干部、退伍军人的军龄，应当视为所在单位的连续工作时间，享受所在单位同等人员的同等待遇；对全迁户要优先安排住房。
第二十条 家居本市城镇的现役军官和志愿兵的未随军配偶，其所在单位分配住房、集资建房或参加单位住房制度改革时，应按照本单位双职工待遇，计算工龄（军龄），并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无工作单位的，可以根据“安居工程”有关规定由市、区、县级市房管部门优先解决。
第二十一条 优抚对象的住房按下列办法解决：
（一）居住在本市城镇并依靠民政部门发给抚恤补助费生活的，其住房困难由当地政府优先解决。
（二）安置在城镇的无工作单位的特、一等革命伤残军人需要解决住房的，由市、区、县级市政府解决，所需建房经费由同级财政支出。
（三）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直系亲属、因公牺牲军人直系亲属、病故军人直系亲属、现役军人直系亲属、伤残军人、老复员军人建房时，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优先、优惠解决宅基地。
第二十二条 优抚对象的优待金按下列办法发放：
（一）在职适龄青年应征入伍的，服役期间其待遇不变，工资、奖金及各种补贴（传染病津贴、交通补贴除外）由原单位按时发给。
（二）农村的义务兵直系亲属优待金，按当地上年度人均收入的１００％兑现。
（三）农村的烈属（含因公牺牲的病故军人直系亲属）、在乡孤老复员军人优待金，按当地上年度人均收入的７０％兑现。
（四）农村的在乡伤残军人、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休军人的优待金，按当地上年度人均收入的５０％兑现。
优待金由区、县级市或镇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年终兑现。
第二十三条 凡属本市户口的革命烈士直系亲属、因公牺牲军人直系亲属、病故军人直系亲属、义务兵直系亲属、革命伤残军人、生活困难的在乡复员军人和带病回乡长期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生活特别困难的退伍军人，符合定恤定补条件的，由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按不低于广州市规定的标准给予抚恤补助和优待。
第二十四条 本市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及其他优待费用不计入家庭收入，不影响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二十五条 在乡孤老烈属（含军人因公牺牲）、孤老病故军人直系亲属、孤老伤残军人、孤老复员军人，享受抚恤和“五保”或“救济”双重待遇，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区、县级市或街、镇敬老院专门设立光荣楼（间）集中供养。
第二十六条 优抚对象享受以下医疗待遇：
（一）在乡二等乙级以上的伤残军人、孤老烈属、孤老伤残军人、孤老复员军人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由当地公费医疗办公室统一办理。
（二）在乡革命烈士、因公牺牲、病故军人的直系亲属以及带病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不享受公费医疗或劳保待遇又无力支持医疗费的，由当地民政部门酌情给予补助。
（三）在职伤残军人所在单位被撤销或破产、歇业的，其医疗费用由主管部门解决。
不得将前款规定人员的医疗费包干给个人。
第二十七条 革命烈士的直属亲属、伤残军人、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的复员军人到本市各级医疗就诊时，分别凭《革命伤残军人证》、《革命烈士家属抚恤金领取登记证》和《优抚对象补助金领取登记证》，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并看病优先。医院应设立明显的优先优惠标志。
第二十八条 移交地方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的医疗，纳入当地公费医疗管理，医疗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超支部分由当地财政解决。
第二十九条 市、区、县级市建立的拥军优属保障资金，用于开展经常性的拥军优属活动、帮助优抚对象解决突发性的困难。拥军优属保障资金的使用，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或各主管部门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或个人，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市各区、县级市可依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９年８月１日起施行，本市过去的有关规定如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