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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时效探析

宋君


　　诉讼时效，又称消灭时效，指在法定期间内，权利人不行使权利，则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的制度。《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文就“诉讼时效”应为当事人“抗辩权”的法律理论进行探析。
　　目前，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通说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的胜诉权消灭。如，“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届满，丧失其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时效制度。诉讼时效届满只丧失了权利人的胜诉权，并未丧失其实体民事权利，也没有丧失程序意义上的诉权。”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自己的主张而作出判决的胜诉权，失去的是国家强制力的保护，是公力救济。更确切地说，罹于诉讼时效的后果，是权利的国家强制执行力消灭。但是，我们发现上述说法在理论上存在着缺陷，对于诉讼时效制度实际运行中的许多问题并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
　　一、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说
　　第一，实践中，虽然不排除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仍然起诉至法院，而义务人亦以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为由进行抗辩，拒绝履行债务。然而，实际生活中，更多的是，诉讼时效届满后，当权利人要求义务人履行债务时，义务人直接以时效对抗权利人，权利人因此也就不再向义务人主张权利，这其间根本无需牵涉到诉请法院判决的问题。而按照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说，胜诉权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权利”，是一种权利人请求法院的“诉权”。“诉权是程序权利。所谓程序权利，表现为，诉权只能在诉讼程序上行使。诉权只能向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院提出，而法院行使审判权以与诉权结合发动诉讼程序的机制，除了在诉讼程序上运行外，不能有其他。换一个角度说，诉权不能任意向不确定的对象提出，而只能向特定的能够操作诉讼程序的法院提出。” 如此，我们便可以看出理论上的学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一种背离。按照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说，在诉讼程序中，由于权利人请求法院予以强制保护其权利的胜诉权消灭，故其请求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请求不能实现。但是，就权利人直接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而言，由于其“实体意义上的权利”仍然存在，故义务人并没有不履行义务的正当性，理论上仍然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可是，实践中，一般情况下，多是权利人直接向义务人主张权利，义务人也直接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予以拒绝，而对于诉讼时效确已届满的权利，权利人一般也不会再诉至法院，徒增烦扰。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因为义务人并没有在诉讼程序中主张诉讼时效届满，权利人胜诉权消灭，因而就否认这种社会通行做法的实际效力呢？我们认为，法律的作用在于认同社会通行的观念、做法，而非强求社会屈从于法律的规定。因此，如果认为社会上通行的这种当事人之间直接主张诉讼时效届满的情形是无效的，而必须将这一事实交由法院作出判断，那将是一种画蛇添足、削足适履的做法，是与法律的基本立法精神相违背的。
　　第二，关于诉讼时效届满是否可由法院主动援引的问题，过去，我们学术界曾经认为应当允许法院主动地援引，而不限于当事人的自我主张。但是，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庭不待当事人主张而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违背民法时效制度的本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人民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 这种观点也已经日益为实务界所接受。所以，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典建议稿第191条、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基地民法典建议稿第148条均规定，时效必须由当事人自行主张，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主动适用。
　　然而，根据“胜诉权消灭说”，胜诉权是权利人请求法院判决其胜诉，法院据以给予权利人的利益以强制保护的权利。如此，胜诉权的有无直接决定法院应否判决权利人胜诉。既然胜诉权在决定法院判决的内容方面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是权利人应否获得法律强制保护的基础，那么，为什么不允许法院主动地对权利人的这一权利是否存在进行审查呢？请求法院给予强制保护的权利是否存在，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有即应获得胜诉的判决，无即应获得败诉的判决。法院的判决应当以客观的权利事实状态为依据，而不应当因为当事人是否有主张而有所改变。更何况，依“胜诉权消灭说”，胜诉权是权利人请求法院给予强制力保护的权利基础，所以，法院更应当有权力和职责主动地查明权利人权原的实况，而非消极地受制于当事人是否主张时效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胜诉权消灭说”在逻辑上的不严谨以及和现实生活状况的脱节。按照逻辑推演，此说允许法院主动地援引时效期间，然诉讼时效制度运行的实况却是不允许法院主动地援引，而必须受制于当事人的自由主张。
　　二、诉讼时效届满抗辩权发生说
　　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各国立法中所持的观点。如德国民法典（2002年版）第214条第1款规定：“在消灭时效完成之后，债务人有权拒绝给付”。台湾民法典第 144 条第1款规定，“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得拒绝给付。”依此立法例，在诉讼时效完成以后，债务人产生对抗债权人的抗辩权，可以以此对抗债权人请求履行债务的请求权。“抗辩权发生说”认为，诉讼时效届满，对于权利人的权利而言，并不产生任何影响，不存在所谓的“胜诉权”消灭之说。但是，对于义务人而言，这时因为诉讼时效的届满而使其获得了一种对抗权利人请求权的抗辩权。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抗辩权，虽然权利人的请求权并未因诉讼时效届满而发生任何变化，但是，由于义务人抗辩权的取得，使其请求权将再也不能够实现。此项抗辩权成为阻止权利人权利实现的“终结者”。当然，抗辩权属于权利的一种，权利是否行使属于权利人自由行为的范畴。因此，如果义务人行使了因诉讼时效届满而产生的抗辩权，权利人的权利将因此而不能实现；如果义务人没有行使此项抗辩权，则在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时，义务人仍然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即为违法。“抗辩权发生说”简单而又清晰地用请求权与抗辩权之间的对抗关系解释了诉讼时效届满以后的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状况，而且，此理论可以圆满地解释诉讼时效制度运行中的种种实际问题。我们就前面所述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说不能合理解释的两个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关于实践中当事人自行主张适用诉讼时效的合法性问题。因为诉讼时效届满是使义务人发生抗辩权，而抗辩权是义务人所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所以，义务人自然可以在法庭外，在权利人直接向其主张权利时予以援引，以此对抗权利人的请求权。权利人在义务人援引抗辩权之后，知道，即便诉诸法院，也会因为义务人继续行使抗辩权而使其权利无法实现，故也就不会再起诉至法院了。这样，诉讼时效制度的功效就在当事人自行主张权利的自治空间内得到了实现。当然，如果权利人起诉至了法院，义务人也可以在法庭上以此项抗辩权对抗权利人的请求权，使权利人的权利不能实现，这也是其享有抗辩权后行使方式的一种。由此可见，诉讼时效届满抗辩权发生说不仅可以解释义务人在法庭上主张时效利益，对抗权利人权利的行为，而且，也可以解释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当事人之间自行主张诉讼时效利益的社会生活实况，使法律理论与社会现实相统一。对于当事人之间自行引用诉讼时效的效力，各国法律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学说和判例均持肯定的态度。“在我民法（指台湾民法），法院以外之援用，亦应有拘束法院之效力。如债务人于审判外受给付之请求，而为拒绝给付之抗辩，于审判上自得主张其于审判外已为时效之抗辩。依德国民法解释，法院并得以之驳回诉讼之理由。”
　　第二，关于法院应否主动援引诉讼时效的问题。依照诉讼时效届满抗辩权发生说，诉讼时效届满以后，只是使义务人产生对抗权利人的抗辩权，而此抗辩权性质上属于义务人的民事权利。既然为义务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人就应当享有行使或不行使的自由。在权利人主张权利时，义务人可以以此项抗辩权对抗权利人的权利，使对方的权利不能实现；同时，义务人也可以出于各种原因不行使这种对于权利人的抗辩，不行使者，则义务人仍然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实现权利人的权利。上述两种情况应当说都是义务人在获得抗辩权之后所享有的自由选择，都是法律所允许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权利人诉至了法院，法院也不能代替义务人作出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决定，因为决定是否主张诉讼时效，是否行使抗辩权是义务人的权利和自由，法院也不能越俎代庖，替义务人作出选择。所以，从诉讼时效届满产生私权性质的抗辩权出发，我们可以完全合理地推导出诉讼时效利益“只能由当事人自行主张，而不能由法院主动援引”的结论。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各国立法均明确规定时效利益应当由当事人自行援引，不允许法院主动适用。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938条规定，“法官不得依职权提起没有主张的时效。”日本民法典第145条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时效，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 在论证了“抗辩权发生说”的诸多优势以后，我们发现，在我国学术界也已经越来越多的学者否定了“胜诉权消灭说”，而转而接受了“抗辩权发生说”。龙卫球先生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推论的诉讼时效的效果，应理解为：诉讼时效完成，只是使义务人取得拒绝履行抗辩权。请求权人仍然可以起诉，如果义务人主张时效抗辩，其起诉不予保护，如果义务人不主张时效抗辩，则请求权人仍然可以胜诉。” 杨立新先生认为，“学者讨论认为，这样（诉讼时效届满消灭胜诉权）的结果，实际上是使一个当事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自由行使的权利，变成了法官的权力，变成了国家的意志。这不符合民事权利的本质要求。……将诉讼时效的性质改变为抗辩权，更符合诉讼时效的本质，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减少恶意逃债行为的发生，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 并且，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基地民法典建议稿中，其也将诉讼时效届满的后果定位为抗辩权的发生。该建议稿第245条规定，“权利人于法定期间内继续地不行使其请求权，期间届满后，义务人有权拒绝履行给付。”此外，第248条规定，“非经受时效利益人或者其代理人援用时效抗辩，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以时效作为裁判的根据。但为使当事人明确其权利的存在，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得为必要的阐明措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在立法上正式采用“抗辩权发生说”，在司法实践中也要认真贯彻这一理论，从而使理论能真正对于司法实践产生科学的指导作用。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宋君
文化部


文化部关于加强涉外及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局，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为认真贯彻执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以下称《条例》）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称《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外及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经营秩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演出经纪机构资质审核

　　涉外及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活动的举办单位，应当符合《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的条件。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2年以上但没有实际举办营业性演出经历的演出经纪机构，不得举办涉外及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演出经纪机构有违反《条例》规定记录的，自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2年内，不得举办涉外及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

　　二、加强演出内容审核

　　演出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含有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违反宗教政策和民族风俗习惯，宣扬淫秽色情、封建迷信等《条例》第二十六条禁止的情形，对内容不合法的演出，坚决不予批准。需要返场加唱、加演的节目，应当与正式演出的节目一并报审，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演出。文化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审批工作需要，要求举办单位报送完整的中、外文节目资料（文字或视听资料）。

　　三、加强对外国和港澳台文艺表演团体和个人资信的审核

　　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对参加营业性演出活动的外国和港澳台文艺表演团体和个人资信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并提交相关材料，文化外事部门应当严格事前审核把关。对冠以“皇家”、“国家”、“国立”等名义的国外文艺表演团体，举办单位应当要求其提供所在国的有效证明文件；对临时组织的演出团（组），举办单位应当在申报材料中予以说明，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在报（批）文中予以明确。对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国外和港澳台文艺表演团体或个人，需要增加营业性演出活动的，举办单位应当依照《条例》规定另行报批。对曾经参加危害我国家主权活动的文艺表演团体和个人，坚决不予引进。

　　四、加强对举办单位与委托、投资单位权利义务关系的审核

　　依法规范演出经营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演出项目，应当要求举办单位附送相关合同文件，合同中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应当符合《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按照“谁申办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演出经纪机构与委托、投资单位等演出活动关联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举办单位不能履行《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义务的，不得批准演出。

　　五、加强对巡回演出的监督管理

　　涉外及涉港澳台巡回演出的举办单位要切实履行演出的申报（备案）、节目安排、安全保障、全程监管等责任，不得以委托承办、协作举办等名义将责任转交演出所在地承办、协作单位，承办、协作单位不得超越权限履行本应由举办单位履行的责任、义务。省级文化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巡回演出增加演出地的备案工作，确保演出内容不变，举办单位不变；要提高服务意识，不得以任何理由指定承接单位，不得擅自增加备案条件，材料齐全的，应当及时予以备案。

　　

　　六、加强演出活动现场的监管

　　举办单位应当于演出日期3日前持演出活动批准文件到演出所在地县级文化行政部门备案。演出所在地县级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专业剧场、体育场（馆）、歌舞娱乐场所、宾馆饭店、公园、景区等各类演出场所演出活动的监督管理，对在专业剧场、体育场（馆）以及临时搭建舞台、看台举办的非定点涉外及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要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对在歌舞娱乐场所、宾馆饭店等举办的定点涉外及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举办单位应当积极配合文化行政部门和执法机构的现场监管工作。演出所在地县级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制作营业性演出现场监督检查记录表，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和被监督检查单位签字存档。

　　七、建立演出市场信息通报制度和信用档案制度

　　建立演出市场信息通报制度，省级文化行政部门要及时将演出批准文件通过网上公示、公文抄送等方式告知演出地县级文化行政部门。演出批准文件应当包括演出名称、演出团体或个人、演出时间、演出地点、节目内容以及演出活动举办单位等内容。演出过程中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演出地县级文化行政部门要及时将演出情况报告上级文化行政部门。

　　按照《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建立全国营业性演出单位和个人公示系统的通知》（办市发[2005]31号）的要求，加强对本地营业性演出经营主体的资料收集和信息提交工作，加快全国营业性演出经营主体公示系统建设进程。建立全国营业性演出经营主体基础数据库和信用档案库，建立由文化行政部门、专家学者、新闻媒体、行业协会、消费者等共同组成的演出市场监督体系，探索试行演出经营主体信用等级评定制度，加强对演出经营活动的监督。

　　特此通知。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