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昌市人民政府实施《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细则
甘肃省金昌市人民政府
金昌市人民政府实施《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细则
（1992年4月14日金昌市人民政府金政发（1992）28号文件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把计划生育纳入经常化、科学化、制度化管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根据《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凡户口在金昌的单位、个人和户口在外地的市辖范围内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一律适用本《细则》。驻金人民解放军的计划生育按军内政策执行，其避孕药具由县、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或办公室，以下简称计生委（办）]负责按“跨供”人员对待，保证供给。
第三条实行按计划生育，严禁计划外生育，禁止早婚早育、非婚生育。夫妻双方均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推行计划生育要坚持思想教育为主、避孕节育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方针，同时采取必要的行政、经济、法律措施。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将人口管理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及目标管理责任制，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和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
第六条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都有推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社会各有关部门应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共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七条全社会应当尊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支持他们履行职责。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要尽职尽责，努力做好工作。
第一章节制生育
第八条大力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优育。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初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年满二十四周岁后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第九条推行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子女，不允许生育第三个子女。
第十条夫妻双方是国家干部、职工或者其他非农业人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按计划予以批准：
（一）第一个子女经县以上医院确诊，市病残儿童鉴定小组鉴定，确定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婚后五年以上不育，女方年满三十周岁以上，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又怀孕的。具体要求是：
1、“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法定条件，即“婚后五年以上不育，女方年满三十周岁以上”。
2、“依法收养一个子女”，是指依照《条例》第十条二款规定的条件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程序，办理了收养子女审批手续和“公证书”的。
3．符合“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规定，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应按《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程序审批，不受第十四条生育间隔的限制。
（三）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系初婚或未生育过的，准予生育第二个子女，间隔期应从再婚夫妻一方前婚所生第一个子女的出生日期算起，必须达到五年以上。
第十一条夫妻双方均为本市农业户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按计划予以批准。
（一）具备《条例》第十条所列条件之一的；
（二）居住在我市农村，只生育一个女孩，确有实际困难的；
（三）是少数民族的（包括一方是少数民族的）；
（四）男到有女无儿户家结婚落户，并赡养女方老人的（若女家姊妹数人，只照顾一人）。按《条例》规定同时具备以下证件：
1、男女双方依法登记领取的《结婚证》；
2、男到有女无儿户家结婚落户的《户口薄》；
3、男到有女无儿户家结婚落户并赡养女方老人的《双方约定书》及公证处依法公证的《公证书》。
第十二条夫妻一方为国家干部、职工或其他非农业人口，另一方为农业人口，符合《条例》第十条所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计划予以批准。
第十三条凡符合《条例》规定，准予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期必须在五年以上。
第三章优生和节育措施
第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要做好人口基础知识，生育节育科学知识与计划生育法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各级计划生育部门、医疗卫生部门要做好节育技术服务、避孕药具发放和管理、婚前教育、婚前检查及优生、遗传的咨询工作。
第十五条育龄夫妻应当按国家的有关规定接受优生指导，夫妻双方或一方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的禁止生育；已怀孕的，必须中止妊娠。执行时要按照甘肃省卫生厅、甘肃省民政厅甘卫生妇幼字（1986） 282号《关于认真搞好婚前健康检查工作的通知》和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甘计生委（1991）1号转发《关于印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独生子女病残儿医学鉴定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补发〈独生子女病残儿医学鉴定诊断暂行标准及第二胎优生原则〉和〈独生子女病残儿医学鉴定诊断申请、审批表〉的通知》要求，由市、县（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指定医疗卫生单位进行检查诊断，并经过县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小组认可。
禁止痴呆傻人生育，具体按《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坚持避孕为主，推行综合节育措施。已生育一个子女的育龄夫妻，必须采取有效节育措施；已生育两个子女的育龄夫妻，一方应采取绝育措施，其中对已生育计划内二孩的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可根据其夫妻双方具结的终生不再生育保证书，以及使时避孕药具的有效情况，准予采取有效综合措施。计划外怀孕的，必须中止妊娠。
第十七条凡施行节育手术的医疗卫生单位和计划生育服务站、工作站，必须具备手术条件。施行节育手术的医务人员，须经县以上计划生育或卫生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合格证。节育手术按手术常规施行，确保手术者的健康与安全。
禁止任何医疗卫生单位、计划生育服务站、工作站和个体行医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
第十八条对已采取了绝育手术的夫妻，符合《条例》规定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经县以上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批准，方可施行输卵（精）管复通手术。
第十九条计划生育手术引起的近、远期并发症的鉴定标准，按国家计生委计生科字（1989）20号《关于印发〈节育并发症管理办法〉和〈节育并发症鉴定办法〉的通知》执行。因计划生育手术引起的并发症病人，须经县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小组鉴定认可。并经同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批准后，到指定的医疗单位、计划生育服务站治疗，其医疗费用在计划生育事业费中按规定报销。治疗单位证明需要休息的，休息期间所在单位照发工资。无工作单位生活困难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经济补助。
因施行节育手术而发生的事故，对当事人要按国务院国发（1987）63号《国务院关于发布〈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通知》和《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章生育计划管理
第二十条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和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人口发展计划，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辖区生育计划，并组织实施。
计划生育统计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伪造或者篡改统计数字。
第二十一条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和居委会，应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分配的计划，通过民主讨论，将生育指标落实到符合生育条件的育龄夫妻，符合晚育条件的，应优先安排。
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超计划安排生育。
第二十二条实行生育卡片管理制度。持有生育卡片的夫妻方可生育；无生育卡片生育的，为计划外生育。
依法结婚后要求生育第一个子女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女方所在单位审核同意，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批准发给生育卡片。
第二十三条符合《条例》规定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须经夫妻双方申请，女方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单位审查，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核实。夫妻双方或女方为农业人口的，由县（区）计生委（办）批准后发给生育卡片；夫妻双方或女方为国家干部、职工或其他非农业人口的，由县（区）计生委（办）核定，报市计生委批准后发给生育卡片。
第二十四条收养子女，须经当事人申请，县（区）计生委（办）批准，公证机关公证后，公安部门方可办理户籍手续。
第二十五条独生子女病残儿鉴定及计划内二胎审批工作，每年进行一次（符合《条例》第十条二款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独生子女病残儿鉴定及计划内二始的审批程序是：女方为农业人口的，分别按《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规定，报经市鉴定小组鉴定后，由县（区）计生委（办）审查批准；女方为非农业人口的，按《条例》第十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经市鉴定小组鉴定后，由市计生委审查批准。
第五章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第二十七条市、县（区）计生委（办）及乡（镇）计划生育工作站为同级政府计划生育工作主管部门、单位，业务上受上级业务部门指导。
第二十八条街道办事处应设立机构，配备计划生育专职干部，负责做好本辖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应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配备专人，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任何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均应根据需要设立计划生育机构，配备计划生育专职或兼职干部，做好经常性的计划生育工作。各级政府要统筹解决好专、兼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待遇。
第二十九条县以上（包括县在内）计划生育服务站，会同卫生部门负责处理节育技术工作中发生的纠纷。
第六章优待和奖励
第三十条凡男女双方晚婚的，婚假延长到一个月，晚育的妇女，产假为一百天（包括法定假日），并给男方护理假十天。农民晚育的可免去夫妻双方当年义务工。
第三十一条一对夫妻决定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或根据《条例》规定的条件依法收养了一个子女后决定不再生育，并按规定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享受下列优待：
（一）在产假期满前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母亲，产假延长五十天，另给男方护理假期五天；夫妻双方为农业人口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免去夫妻双方两年义务工。
（二）每月领取独生子女保健费五元。从领证之月起至子女十四周岁止。
（三）城市分配住房，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独生子女户。独生子女可凭《独生子女证》优先入托、入园、入学、就医。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免费。在安排就业时，也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
（四）夫妻均为农民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除享受《条例》规定的优待外，再给予下列优待：
1、土地调整时，给独生子女多划一口人的承包地；
2、乡（镇）筹集资金为独生子女办理两全保险至十四周岁；
3．新建房屋时，优先划给宅基地；
4、独生子女在市内升初中和高中录取时给降低两个分数段的照顾；
5、乡（镇）村办企业招工时，可优先照顾夫妻一方当工人；
6、分配紧缺农用物资时，应优先予以照顾。
（五）生育一个女孩领《独生子女证》的农民夫妇，除享受《条例》和本细则上述优待外，再免除夫妻一方终身义务工和当年劳动积累工；县（区）、乡（镇）筹集资金给予夫妻双方养老储蓄金待遇，具体办法按本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执行。
（六）符合政策经过批准生育两个子女其中一个夭亡后形成的独生子女，又自愿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应与独生子女享受同样待遇。
夫妻均为干部、职工的，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双方所在单位分担；一方为干部、职工，另一方为城镇无业居民或农民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全部由干部、职工所在单位发给；夫妻均为农业人口或城镇无业居民的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当地人民政府解决；夫妻是个体工商户的，独生子女保健费按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关于个体工商户计划生育管理的意见》和《甘肃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独生子女保健费，行政事业单位在福利费中列支；企业在福利基金中列支；若福利费、福利基金不足列支的，应按有关规定申报主管部门批准后，行政事业单位可在行政事业包干经费中列支；企业在企业基金或企业利润留成中列支；农村在集体提留或乡（镇）、村社企业留利中列支或给予相应的优惠待遇等其他奖励。
第三十二条农村按《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经过批准后只生育了两个女孩的农户，夫妻一方采取绝育措施后，享受下列优惠政策待遇：
（一）给予适当的营养补助费；
（二）新建房屋时优先划给宅基地；
（三）免除夫妻一方终身义务工和当年劳动积累工；
（四）孩子在市内升初中、高中、中专降低一个分数段录取；
（五）分配紧缺农用物资时应优先予以照顾；
（六）乡（镇）、村社办企业招工时，可优先照顾夫妻一方当工人；
（七）对夫妻双方实行养老储蓄金政策。县（区）、乡（镇）筹集资金400元，其中县（区）财政补助200元，乡（镇）筹集200元（有条件的乡镇也可以提高标准），一次定期储蓄，由乡（镇）计划生育工作站专帐管理，存折交本人保管，待夫妻年龄五十岁以后，作为养老金一次性交付本人使用。养老储蓄金可以继承。不宜搞养老储蓄金的，也可以实行养老保险，具体办法由县（区）人民政府制定。
对农村超计划生育二胎的纯女户，夫妻一方施行绝育手术后，按乡（镇）要求交清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及其它罚款后，可享受计划内二胎纯女户一样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三条农村提倡和鼓励男到有女无儿户家结婚落户，赡养老人，落户后即成为女方家庭成员，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与本地区农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人不得歧视和干涉。
第三十四条干部、职工依照规定享受婚、产假，按全勤对待，工资奖金照发，不影响调资和晋级。
第三十五条乡（镇、街道）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包括按计划聘用的劳动合同制人员），在职期间享受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岗位津贴，具体办法可参照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省政府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关于“对基层计划生育专职工作人员每人每月补助十元钱”的决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机关、单位和个人，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章处罚
第三十七条计划外怀孕不听劝告、拒不中止妊娠时，在怀孕期间，对夫妻双方进行处罚。干部、职工由所在单位按月扣发其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基本工资，并停发各种奖金；城镇无业居民、个体工商户和农民，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处以罚款。所扣发的工资、奖金或收缴的罚款在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妊娠后退还。
第三十八条违反《条例》规定，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不低于夫妻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合计征收七年的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第三个子女的，按不低于夫妻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合计征收十四年的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继续计划外超生的，视胎次加重征收累进的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的收缴，可视当事人经济状况分期或一次性征收。干部、职工由所在单位征收，定期结转移交给单位驻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非干部、职工的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由当事人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征收。所收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及罚款，必须依照《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按年度全部上缴县（区）计生委（办）集中管理，并按照有关规定审批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十九条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及罚款的管理，要掌握两个原则：
（一）自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按国家计生委、财政部《关于转发河北省计委、财政厅〈关于加强计划生育超生罚款管理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加强超生子女费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和《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执行。
（二）根据《条例》第四十八条的授权规定，县（区）人民政府可依照《条例》第三十七条和国家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加强超生子女费和罚款管理的原则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订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和罚款的管理办法（其中：县（区）计生委（办）留成部分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
第四十条对超计划生育的夫妻双方，除征收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外，还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是干部、职工的，按照管理权限，由本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辞退或者开除公职。超生二胎的开除留用，超生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开除公职，临时工、轮换工、协议工等超生的一律辞退。其怀孕期间、分娩时的一切医药费和其他费用自理，产后休息不发工资。从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五至七年内，不得转干、提职、晋级、晋升、评模、评奖。
（二）是城镇无业居民、个体工商户的，从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五至七年内不得招为国家干部和职工，不得享受各种社会福利待遇，超生子女不供给平价粮油。
（三）是农民的，从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五至七年内不得评模和享受救济，不得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不得招为国家干部和职工。超生子女户不增加承包地、自留地、口粮田。不批宅基地。
第四十一条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生育、非婚生育、非法收养子女或者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但未经批准提前生育的。均按计划外生育处理，分别不同情况参照本《细则》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后，又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要求生育的，应从批准之日起收回《独生子女证》，停止独生子女优待。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后又超计划生育的，应按本《细则》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处罚，并追回已优待的钱物。
第四十三条对突破人口生育计划或出现计划外生育的单位，由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妨害和破坏计划生育行为之一的，由主管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玩忽职守，弄虚作假，乱发准生证，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的；
（二）阻碍计划生育干部履行公务，诽谤、侮辱、殴打、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积极分子，以及损坏计划生育人员家庭财产的；
（三）歧视、虐待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和生女婴的妇女，遗弃、残害婴幼儿的；
（四）擅自为他人摘取节育环、作假节育手术、出据假疾病诊断证明或有其他破坏计划生育行为的。
第四十五条对按本《细则》规定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上级主管机关应在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没有作出复议决定的，可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单位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六条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精神，《金昌市计划生育工作管理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四十七条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县（区）人民政府根据《甘肃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制定实施细则，组织实施。
第四十八条为保障本《细则》的顺利实施，县（区）人民政府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办法，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后实施。
第四十九条本《细则》由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税兵
关键词: 居间合同 双边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 履约过程
内容提要: 与雇佣、承揽、保管、委托、行纪等劳务性契约不同，居间合同规则有两个特殊性：一为委托人给付义务的附条件性，二为居间报酬请求权的不确定性。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钟摆式的不对称信息，居间人与委托人在履约过程中均可能出现机会主义倾向，衍生出双边道德风险问题。我国合同法关于居间合同的立法架构，考虑到了如何防止居间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却忽视了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倾向，需要在解释论层面予以澄清与解决。
在我国的合同法体系中，居间合同地位卑微。如此断言，不仅是因为居间合同被置于巧种有名合同之末，而且条文最少—《合同法》只用了4个条款就构建起了居间合同的全部规则，可谓惜墨如金。与此同时，作为“不怎么有名”的有名合同，居间合同亦未引起学界起码的关注。据笔者检索，在从1999年至2009年的10年时间里，在CSSCI期刊上发表的以居间合同为主题的论文数为零，学界对居间合同理论研究的漠视可见一斑。[1]但在居间合同几乎被法学研究遗忘的同时，司法实务中有关居间合同纠纷所引发的裁判难题日益显现。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房产、婚姻、就业、工程等中介服务，就大多需要借助于居间合同形式来实现。而在当前二手房市场交易和婚姻中介市场日趋活跃的形势下，居间合同履约过程中发生的纠纷逐渐增多，各级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居间合同纠纷已成为司法实务中难以回避的热点问题。
沉寂的学术研究现状与喧嚣的司法实践场景，宛如光影交错的黑白照片，为立法者始料未及。事实上，居间合同是信息不对称的产物，居间人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为委托人创造缔约机会，进而取得居间报酬请求权。与此同时，委托人如何利用缔约信息难以被外人察觉，再加上委托人给付义务的附条件性，委托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又被推到信息优势者的地位，信息不对称像跷跷板一样在居间合同当事人中不停摇摆，产生出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自己的行动难以被对方察觉，委托人与居间人均有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获取不正当利益，纠纷由此产生。我国合同法关于居间合同的立法架构，考虑到了如何防止居间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却忽视了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居间服务中频繁出现的“跳单”现象即为适例。信息不对称理论为“重新发现”居间合同勘明了前进的路标。
一、居间合同规则的法律构造
债法理论认为，居间合同是一种劳务性契约之债。“提供劳务本身即为契约之目的者，始属学理所称劳务性契约。”[2]乍一看，居间合同作为一种双务、有偿、不要式的诺成性合同，似乎并没有显著区别于其它劳务性契约的实质特征。[3]但是，如果深人观察就会发现，居间合同规则的法律构造有两个特殊性，其一为委托人给付义务的附条件性，其二为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不确定性。
(一)居间与委任的区分
居间貌似委任，两种法律行为易被混淆，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居间就是一种受托行为。[4]依传统民法理论，居间与委任有显著区别，例如史尚宽先生认为：“居间之内容，限于他人间行为之媒介，而且以有偿为原则，与委任有异。”[5]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24条的立法定义，“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由此可见，居间是一种典型契约，它以信息媒介服务为内容，以塑造缔约机会为目的，以实现居间人报酬请求权为效果。
实际生活中的居间合同呈现出多样性，居间报酬以佣金、中介费、介绍费、代理费甚至奖金等名目出现，这就为合同性质的认定增添了难度。例如，在“余阿根诉江苏懒江集团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余阿根与獭江集团签订《委托报酬凭证》约定，余阿根接受懒江集团的委托，为懒江集团钢管厂的联营、租赁或拍卖向外联系、洽谈，促成懒江集团有关钢管厂事宜订立合同成功，懒江集团则向余阿根支付相应的报酬。虽然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不是居间合同，但是余阿根与獭江集团的这种约定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可以认定该合同为居间合同。”[6]在该案中，当事人所签合同名为委托合同，实为提供缔约机会的居间合同，法院对该合同性质的认定十分正确。事实上，居间与委任的不同，并不仅限于史尚宽先生所归纳的合同内容与合同有偿两个方面。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由此，居间人以自己的名义抑或以委托人的名义从事服务活动是判断居间合同性质的外在尺度。例如，在“周根广诉田要龙、曹宏武居间合同纠纷案”中，河南省堰师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在本案中原告是亲自去选猪、过磅、装车的，并非由二被告代为处理。二被告为原告提供养猪户的地址，为原告与养猪户订立买卖合同提供了媒介，并收取原告一定的报酬即中介费，原告为委托人，二被告为居间人，双方之间形成居间合同。”[7]
总之，居间合同与委托合同虽然都归属于劳务性契约，但二者在约定内容、合同目的、履行效果以及对外名义等方面多有差异。不过，由于居间与委任的相似性，在居间合同规则缺乏明文规定时，一些立法例允许准用委任之规定。[8]
(二)委托人给付义务的附条件性
我国《合同法》第426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在以提供服务或劳务为内容的各类合同中，都规定了当事人的报酬请求权，例如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雇佣合同中的受雇人、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行纪合同中的行纪人，均有请求按合同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居间人报酬请求权与前述请求权一样，都是在完成一定事项后才能行使权利。然而，居间合同的特殊性在于，居间合同虽然为双务合同，但居间人的报告义务是无条件的，而委托人的给付义务则是附条件的。而给付具有双重意义，有时是针对给付行为而言，有时是针对给付效果而言。[9]在居间合同债务关系结构中，居间人给付义务的内容是给付效果(促成缔约)，委托人给付义务的内容主要是居间报酬，该义务的生效以居间人促成缔约为前提，是附条件的法律行为。
关于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的性质，有两种立法例。一种立法例规定，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为停止条件。如《德国民法典》第652条规定：“合同系附停止条件而订立的，仅在条件成就时，才能请求支付居间佣金。[10]另一种立法例则规定，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既包括停止条件，又包括解除条件。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757条规定：“如果契约是附停止条件的，在条件发生时产生报酬权。如果契约是附解除条件的，即使条件没有出现亦享有报酬权。”[11]我国《合同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的法律性质，但根据文义解释原则，《合同法》第427条将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限定为停止条件。换言之，居间人报酬请求权效力的发生，须以特定条件的成就为前提。
须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委托人与第三人所签合同为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居间人可否主张报酬请求权。对此，郑玉波先生持肯定说，认为委托人的给付义务不受影响；[12]邱聪智先生则持否定说，认为“契约虽已订立，但未生效者，居间人仍须待契约生效，始得请求报酬”。[13]此外，如果委托人与第三人所签合同被撤销或解除，委托人的给付义务是否生效？林诚二先生认为，在此情形下，居间人丧失报酬请求权，依不当得利制度返还。[14]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我国《合同法》第427条所言之“合同成立”系指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成立，与合同效力无关，因此委托人与第三人一旦订立合同完毕，签订了双方主体明确、基本条款齐全的合同，该合同即告成立，此时间点即为委托人给付义务的生效点。此合同嗣后的效力并不影响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无论合同是附解除条件，抑或被解除、撤销、宣告无效，均不影响居间人主张报酬请求权。如果将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效力与委托人的给付义务牵连起来，对居间人有失公允，因为居间人毕竟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不应对合同的效力瑕疵承担法律责任。我国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亦持相同见解，例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新近的一起判决中认为：“在无证据证明对于居间人的义务有其他特别约定，且居间人已促成了买卖合同的签订，卖方已实际交货并结汇的情况下，居间人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委托人理应向居间人支付报酬。”[15]同样，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居间合同纠纷案中，委托人以与第三人无法履行所缔结的合同为由，要求居间人返还居间报酬的请求亦未获法院支持。[16]不过，一些法院在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未能履行时，通过自由裁量减少了居间报酬数额。例如，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在2010年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基于公平原则，根据委托人与第三人的房屋买卖并未实际成交，且居间人接受委托后未办理好银行按揭贷款手续等客观情况，判令委托人按约定报酬的50%支付居间服务报酬。[17]不管怎样，在当事人无特别约定的情形下，居间人报酬请求权所附条件成就的时间点，应为委托人与第三人合同成立之时，已成各地法院的一致见解。
当然，如果居间人违背诚信原则，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无法履行系由居间人的欺诈行为造成，委托人可以援引我国《合同法》第45条第2款，认为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不成就，主张居间报酬回复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权)；同时，委托人亦可依据《合同法》第425条第2款向居间人主张损害赔偿。
(三)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不确定性
居间人报酬请求权如何实现是居间合同的核心问题。实践中，居间合同纠纷的诉争焦点往往围绕着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展开。由于委托人给付义务具有附条件性，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生效需要两个法律事实的结合，即“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加上“委托人与第三人缔约”。从居间人的角度来观察，前者取决于居间人自身的行为，是内在要素；后者取决于委托人的缔约意愿，是外在要素。
在此不妨把居间合同与与其他劳务性契约作个比较。在雇佣合同情形下，受雇人所负担的义务系提供劳务活动，是否因此使雇主事实上获有财产利益，在所不问；[18]在加工承揽合同情形下，承揽人负有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的义务；[19]在保管合MR -清形下，保管人负有保管和返还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的义务；[20]在委托合同情形下，受托人的义务体现为处理委托人事务；[21]在行纪合同情形下，行纪人以自己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服务。[22]对所有这些劳务性契约而言，有一个共同特征—报酬请求权的生效均只须具备内在要素，无须外在要素的考量。
外在因素的介人使得居间人的合同利益被置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居间合同进而具有类似于射幸合同的特征。射幸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包含不确定给付内容的风险性协议，该不确定的给付内容仅取决于合同约定的偶然事件是否发生。[23]不过，居间合同与射幸合同仍有本质的不同。保险、彩票等射幸合同是当事人创设的风险分配机制，合同的法律效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合同当事人支付对价后获取的只是一个机会或概率。[24]反观居间合同，委托人的给付义务固然具有不确定性，但当事人缔约的目的不是追求一个机会或概率，合同的法律效果不具有偶然性。只有在委托人实现缔约机会后，居间人方可主张报酬请求权，这并非是刻意制造给付内容的不确定性，其法律意义在于由居间人承担不能实现给付效果的合同风险。
至此，居间合同的特殊性清楚浮现：与雇佣、承揽、保管、委托、行纪等劳务性契约不同，居间合同给付效果实现的关键性因素是委托人的缔约意愿，这本不在居间人的工作范畴之内，却要由居间人承担不能达成给付效果的风险。不难设想，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后，委托人最初的缔约意愿可能已经改变，或者委托人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停止条件不能成就，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就由此产生。
二、履约过程中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
“双边道德风险”(Double Moral Hazard)是信息经济学上的一个术语，它是指在现实交易过程中，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有各自的信息优势、劣势，双方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对方的所有行为，而信息的变化更为交易方增添了道德风险的契机，双方行为的理性选择是偏离帕累托最优的水平。”[25]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发现，[26]风险投资、特许经营、薪酬奖励、服务外包等合同中存在着大量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27]但到目前为止，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尚未有涉及居间合同中双边道德风险的研究文献出现。事实上，居间合同履行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并且往往成为合同诉争的根源。鉴于此，在合同法框架内讨论居间合同中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对于重新审视居间合同的法律特性，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个前提性判断是，如果我们以时间为序，可以观察到在居间合同履约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以前，委托人正是苦于难觅缔约机会而签订居间合同，居间人处于信息优势者地位；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以后，委托人与第三人能否订立合同成为居间人实现报酬请求权的法定条件，但合同成立与否最终取决于委托人意愿，而且委托人并没有就缔约过程的报告义务，此时居间人当然处于信息弱势者的地位。换言之，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后，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体现为机会主义倾向：一方面要追求与第三人的合同利益，另一方面又要逃避对居间人的报酬给付义务。由于钟摆式的不对称信息，居间人与委托人在履约过程中均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倾向。
(一)居间人的道德风险
在居间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居间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体现为违反忠实义务，欺诈委托人进而不当获取居间报酬。《合同法》第425条第2款规定：“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居间人的欺诈行为包括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两种类型。居间人故意告知委托人虚假信息，诱使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从而不当获取居间报酬，即构成积极行为的欺诈。例如，房屋中介机构故意提供虚假房源信息，导致购房人受损。[28]在一起案件中，居间人明知委托人租房的目的在于开展餐饮经营，却未向委托人如实报告房屋不能用于经营的事实，法院认定其构成欺诈。[29]而消极行为的欺诈，在司法实践中的最常见情形是居间人故意隐瞒与缔约有关的重要信息。例如，在另一起案件中，委托人系香港居民，所购买的房屋类型为办公楼，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居间人作为一家运营多年的专业房地产中介机构，在提供居间服务过程中，未能就如此重大信息对委托人进行提示，导致委托人买房的目的不能实现，法院最终认定居间人未能履行告知义务。[30]此外，居间人如果故意隐瞒自己不具有境外就业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的情况，却仍与委托人签订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协议书，法院也判定其构成消极行为的欺诈。[31]
到底隐瞒哪些事实，可以认定居间人构成欺诈？学界与实务界暂无明确的观点。沉默究竟在何种情形下会构成欺诈，曾被《德国民法典》起草者认为是立法者不能提供答案的问题。“所有的法院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存在告知对方对谈判有重要意义的信息的义务。通常的法律规定在此领域无能为力。”[32]一般而言，告知义务的有无与范围应参酌交易习惯，就个案依具体情势作出判断，不应一概而论。就居间人的告知义务而言，如果居间人隐瞒的信息是委托人难以知悉的，而且直接影响到委托人与第三人的缔约选择，就构成消极行为的欺诈。譬如，如果委托人明知自己不符合办理按揭贷款的条件，却以居间人未予提示为由，认为其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该项诉请将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33]在另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委托人“与居间人介绍而来的承运人达成运输合同协议之时，其对承运人的品性、服务质量等方面是不得而知的，在此情形下，其只能依靠居间人的服务作初步的甄别判断。”[34]居间人对承运人信息的隐瞒，即违反了告知义务。
还应明确的是，判定居间人构成欺诈，须以居间人存在欺诈的故意为前提。如果由于居间人的过失，未能获悉某重要的缔约信息，不能认定为构成欺诈。例如，居间人为货运信息公司，其只能依据货运人所提供的身份证、驾驶证和行驶证材料等审查货运人身份，其无须也不可能对货运人身份的真实性尽到核实无误的责任。因此，法院判决认为，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居间人明知货运人身份有假，且又故意隐瞒这一重要事实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给委托人，居间人即不构成欺诈。[35]这一判决是十分正确的，居间人无论作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欺诈行为，均属道德风险问题，须以主观状态具有可非难性为前提。
(二)委托人的道德风险
在合同法范畴内，诚实信用原则与违约责任制度是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的基本工具。不管是有名合同还是无名合同，合同当事人一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将承担违约责任。作为强制性规范，诚实信用原则将道德诉求外化为法律规则，俨然为制止道德风险行为的防火墙，以至于被奉为合同法中的帝王条款。例如，保险合同是道德风险问题的“重灾区”，最大诚信原则也就成为规制保险欺诈的利器。不过，在解决居间合同委托人的道德风险问题时，以往无坚不摧的诚实信用原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条件性，将会成为助长委托人机会主义倾向、减弱诚实信用原则功效的催化剂，而这正是居间合同最大的特殊性。
在实际生活中，居间合同的道德风险问题往往极为复杂。首先，一个缔约行为能否成立，往往取决于多重因素，居间人的努力、委托人的意愿、第三人的对价都是决定合同能否成立的要素；其次，缔约过程的参加者有时人数众多，各自的作用难以明晰，而居间人报酬请求权是以居间行为的原因力为裁量标准，难以量化；最后，依照我国《合同法》相关条款以及商业惯例，委托人不向居间人承担缔约谈判过程的报告义务，可能引发居间人与委托人的相互猜疑，尤其容易导致委托人滥用信息优势者地位。委托人在居间服务活动中频繁发生的“跳单”现象，最能凸显其客观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
三、“跳单”条款效力的裁判立场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中介市场的快速发展，以房屋租赁或买卖为内容的居间合同得到广泛运用，而居间服务活动中委托人的频繁“跳单”现象成为一个争议颇大的法律问题。所谓“跳单”，又称“跳中介”，是指委托人与房产中介机构订立居间合同后私下与居间人介绍的买方达成房屋买卖协议或另行委托他人提供居间买卖服务，作为居间人的中介公司以此为由要求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此类纠纷引发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其一，客户与中介公司签订的《房地产求购协议书》是否为居间合同？其二，合同中约定禁止委托人“跳单”条款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其三，多家中介机构参与交易但只是一家成交，未成交中介能否以委托人“跳单”为由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36]这三个问题集中起来就是居间合同禁止“跳单”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对此存在四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居间合同中如果有禁止“跳单”的条款，则委托人无其他选择，只能委托该中介机构为居间人。但是大多数房地产中介机构所签的居间合同为格式合同，其中包含的禁止“跳单”条款由于加重了委托人责任，排除了委托人的主要权利，因此根据《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该禁止“跳单”条款应认定为无效条款。[37]
第二种观点认为，居间合同如果没有违反《合同法》第52条有关合同无效情形的事项，就应认定为有效。[38]因此，禁止“跳单”条款作为违约责任条款，应受法院保护。在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姚某与黄某分别与某中介公司签订《看房确认书》，约定自委托期限内或其届满后6个月内，若与中介商介绍的买方成交，或利用中介商提供的信息、条件和机会与第三方成交，委托方应按照委托总价1%的比例支付其报酬。其后，姚某与黄某绕开中介公司私下达成房屋买卖协议，中介公司发现后诉至法院，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姚某与黄某分别以委托总价的1%向中介公司支付违约金。[39]
第三种观点认为，委托人避开中介机构，直接与对方当事人接触、磋商并订立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系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了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收取报酬的条件的成就，应准用《合同法》第45条第2款的规定，视为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收取报酬的条件已经成就。”[40]一些地方规章采纳了这种观点，例如《本溪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办法》第25条就明确规定：“已签订中介服务合同的委托人交易双方为逃避中介服务费私下签订购房协议的，一经发现必须向提供该信息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交纳中介服务费。”
第四种观点认为，禁止“跳单”条款是关于客户跳开中介公司的违约责任条款，是指中介公司履行带看房的报告义务后，委托人恶意逃避佣金支付行为的应当支付相当于佣金的违约金；并不是指中介公司只要参与交易，无论成交与否，均可获取佣金。[41]因此，委托人如果没有逃避佣金的恶意，即使绕开居间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也不构成违约。
笔者认为，在探讨禁止“跳单”条款的法律效力时，首先应分析在居间服务活动中为何会频繁出现委托人的“跳单”现象。如前所述，委托人绕开居间人的频繁“跳单”行为源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以后，容易诱导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既要获取合同利益，又要逃避给付义务。居间人所拟定的相关条款，其实是合同当事人借助意思自治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行为，并未违反《合同法》第52条及第53条的规定，不存在《合同法》第40条的适用问题，因此上述第一种观点难以成立。
上述第二种观点同样有不恰当之处。“跳单”条款不能被认定为无效条款，但有可能依据《合同法》第54条因显失公平而被变更或撤销。居间人以居间报酬为标准要求委托人支付违约金，不仅需要委托人的违约行为成立，而且违约金数额要以实际损失为基础。[42]中介机构的实际损失，自然是其主张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应有份额。假设买房人A在与B中介公司签订了含有禁止“跳单”条款的居间合同后，又与C中介公司签订了另一份居间合同，最终通过C的牵线搭桥与卖房人D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A的“跳单”行为固然造成对B的违约，但B并没有居间人报酬请求权(毕竟最终成交是由C搭桥)，违约金就不能根据佣金来计算，其只能依据《合同法》第427条享有必要费用的返还请求权。
上述第三种观点的不足之处与第二种观点基本相同。依其主张，委托人一旦出现绕开中介的“跳单”行为，则构成条件成就的拟制，居间人报酬请求权转换为违约责任请求权，显然有失公允。条件成就或不成就的拟制，是公平原则的产物。依照我国《合同法》第45条第2款的规定，就拟制的主观要件而言，阻止条件成就或不成就的人，须为因条件成就或不成就而受益的人。主张上述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合同法规则，即居间合同的委托人并无与第三人的缔约义务。顾名思义，所谓“恶意阻止条件成就”只能是指委托人本可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却偏不签订，从而导致居间人报酬请求权不成就。问题在于，委托人自始至终均有缔约权，享有完全的合同自由，不因居间人的信息媒介行为而改变。因此，委托人“恶意不签订合同”的表述在法理上根本不能成立，《合同法》第45条第2款关于条件拟制的规定在居间合同范畴内没有适用余地。
相比而言，上述第四种观点更为可取，它注意到了违约金与佣金的区分，佣金只是违约金的判断标准，没有将居间人报酬请求权与违约金支付请求权两种法律关系混淆在一起。但是，笔者并不赞同上述第四种观点中关于违约行为认定的意见。合同责任是无过错责任，与当事人的主观状态无涉，委托人不管有无恶意逃避佣金的主观状态，只要委托人有“跳单”行为，绕开居间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即属违约。
在司法实践中，“跳单”行为的法律后果可以类型化为以下几种情形：(1)委托人与第三人私下缔约，该缔约机会系由居间人促成；(2)委托人与第三人私下缔约，该缔约机会不是由居间人促成；(3)委托人另行与他人签订居间协议，又经他人促成了缔约；(4)委托人另行与他人签订居间协议，但未促成缔约。其中，情形(1)中的居间人依据《合同法》第426条享有报酬请求权；情形(2)，(3)，(4)中的居间人依据《合同法》第427条享有必要费用返还请求权，如必要费用不能填补实际损失额的，可以按照实际损失额主张违约金支付请求权。
四、结语
在理论上，任何类型的合同都具有不完备性，衍生出普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自然成为合同法的重要功能。我国《合同法》分则中关于居间合同规则的立法设计暗含着一个理论预设，即居间合同中的道德风险问题纯粹源于居间人滥用居间身份、不当履行居间事务。譬如，《合同法》第425条有关居间人告知义务规则、第426条规定的居间报酬酌减规则，第427条规定的居间报酬附条件规则，均围绕着居间人的败德行为而展开，一个奸猾耍赖的居间人形象不禁跃然纸上。
然而，居间合同的道德风险是双向的，委托人并无与第三人的缔约义务，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始终被置于不确定的状态，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毫不亚于居间人，现实生活中频发的委托人“跳单”现象即为明证。因此，为减弱双边道德风险，应尽可能维持禁止“跳单”条款的合同效力，最大限度地实现诚信原则。此外，为平衡居间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对我国《合同法》第425条予以目的性扩张解释，让委托人在拒绝缔约时负担必要的告知义务，在法律上减弱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