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
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常委会
昆明市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
昆明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7月31日昆明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1998年11月27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保护消费者、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活动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为商品生产、销售提供条件和方便的相关者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生产者是指制作、加工产品或者委托他人制作加工产品以及对制作加工产品进行监制的单位和个人；销售者是指销售商品或者委托他人销售商品的单位和个人；相关者是指为商品生产、销售提供条件和方便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本条例由昆明市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县（市）区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条例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
卫生、公安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密切协作，依法履行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职责。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举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为其保密，对举报有功人员，受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章 生产者、销售者、相关者的责任
第五条 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商品质量负责。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一）冒充他人注册商标或者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二）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商品产地、厂名、厂址的，以及无商品产地、厂名、厂址的；
（三）伪造或者冒用许可证编号、名优标志、认证标志、“采用国际标准标志”、免检标志的；
（四）过期、失效、变质的或者有使用期限规定但未标注或者未如实标注的；
（五）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标准的；
（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旧充新或者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的；
（七）国家明令淘汰的；
（八）用不合格原材料配制或者用不合格配件组装的；
（九）标明的技术指标或者产品名称与实际明显不符合的；
（十）剧毒、易燃等危险品未标明警示标志的。
第六条 凡国家实行生产（制造）许可证制度的产品，未取得生产（制造）许可证的，生产者不得生产，销售者不得销售。
第七条 禁止传授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方法。
第八条 禁止伪造、篡改或者冒用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检验结论及其他质量证明。
第九条 生产者、销售者不得故意采购假冒伪劣商品。
第十条 生产者必须对产品进行检验，不得为不合格产品签发合格证，或者冒充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签发合格证。不合格产品不得出厂、销售。
不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质量达不到标准规定或者等级，但按照行业技术标准或者质量分等规定，仍有使用价值的，必须在该商品或者其包装的显著位置标明“处理品”、“次品”、“等外品”等字样，方能出厂、销售。
第十一条 销售者必须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无检查、检验能力的，尤其对有假冒伪劣嫌疑的商品，应当送法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发现假冒伪劣商品，应当及时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故意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者提供场地、设备、资金以及其他方便条件。
场地或者设备出租者发现承租者利用场地、设备进行假冒伪劣商品生产或者销售的，应当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
第十三条 仓储保管者和运输者不得故意储存、运输假冒伪劣商品。仓储保管者和运输者保管、运输商品，发现假冒伪劣商品时，应当拒绝保管和运输，并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和销售假冒商品商标标识，假冒名优标志、认证标志、免检标志等质量标志。
对印制注册商标标识、名优标志、认证标志、免检标志或者含上述内容的包装物和铭牌的，承印者应当查验有关证明文件，并建立档案。委托人不能提供有效证明文件的，承印者不得承印。
第十五条 在服务性经营中不得使用假冒伪劣商品。
第三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六条 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依法以抽查方式对商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并公布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销售者、相关者的姓名、字号、地址、企业法人代表或者负责人的姓名、假冒伪劣商品名称和检测结果。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市场和商标进行管理。
第十七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依法对商品进行抽样检验时，除检验损耗外，应当将抽取的样品退还受检单位。
对同一生产、销售单位的同一商品，在规定检验期限内，各级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级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不得重复抽样检验。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查处假冒伪劣商品时，必须两人以上参加，并出示行政执法证；否则，被检查者有权拒绝查处。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正当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第十九条 对有严重质量问题或者与有关注律、法规规定的商品标准不相符的商品以及有关商品销售的货款、合同、帐册、发票及其生产、销售的场所、设备、材料、工具（以下简称物证），经县以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
禁止被检查者擅自销售、转移、隐匿、销毁已登记保存的物证。
对登记保存的物证，保存部门应当向被检查者开具登记保存（封存）通知书，并由执法人员、被检查者或者见证人签名。
第二十条 对登记保存的物证，保存部门应当自登记保存之日起七日内作出鉴定结论；因检测技术条件限制，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鉴定结论或者需要延长时间的，应当在期满前向上一级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批准，并告知被检查者。延长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三十日。
经鉴定不属假冒伪劣商品的，或者逾期末作出鉴定结论的，应当解除登记保存，退还被检查者。
第二十一条 生产者、销售者、相关者应当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样品和有关书证、物证，不得拒绝检查，隐瞒情况，提供伪证，转移或者毁灭证据。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五条第（一）项所指的假冒伪劣商品的，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和国务院《严禁生产和销售无证产品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五条第（二）、（三）项所指的假冒伪劣商品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和违法所得，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负责人分别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五条第（四）、（五）、（六）、（七）、（八）、（九）、（十）项所指的假冒伪劣商品之一的，以及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分别给予以下处罚：（一）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和违法所得；（二）对尚未售出的商品，处以同类商
品正品货值总金额30％至50％的罚款；（三）对已售出的商品，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四）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直接责任人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生产、销售已涉及到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假冒伪劣商品的直接责任人和主管负责
人分别处以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违法所得难以确定的，根据商品价值处以10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对传授者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危害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收缴伪造、篡改或者冒用产品质量机构的检验结论及其他质量证明，没收违法所得，对未售出的商品处以同类商品正品货值总金额30％至50％的罚款；并对直接责任人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没收所采购的假冒伪劣商品，并处以采购金额10％至20％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其所收租金、使用费和所提供的资金，并处以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设备并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没收货主所储存、运输的假冒伪劣商品；没收储存者、运输者的违法所得并按照所储存、运输的假冒伪劣商品总值的10％至30％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所提供的运输工具。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令停止印制，没收非法承印的商品、印制设备和模具以及违法所得，处以承印产品总值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产整顿。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退还抽取的样品；拒不退还的，视情节轻重，处以样品货值总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按所登记保存物证的货值金额的1倍以上5倍以下处以罚款，并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经查实违法行为人拒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材料，致使不能确定假冒伪劣商品总量的，按查获的假冒伪劣商品数量的5倍以上10倍以下确认假冒伪劣商品总量。
第三十四条 实行罚缴分离的原则，罚没款一律上缴国库。
第三十五条 违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如实提供与查处案件的有关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地、生产者、销售者及其它相关者等情况的；
（二）检举其它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者减轻假冒伪劣商品损害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单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视情节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三十七条 生产者、销售者、相关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拒绝、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 行政管理部门和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给被检查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行政管理部门和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伪造质量检验证明、泄露被检查者正当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的，由有关部
门按照规定权限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支持、纵容、包庇单位或者个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不适用建筑工程，但用于建设工程中的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以及建筑物内使用的能保持其原有特性和用途的商品，适应本条例的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1月27日
两权分离并非国企改革惟一出路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载全国工商联合总会刊物《中国商人》2003年8期
20多年的国企改革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截至2002年底，国有企业仍没有大面积好转，“脱困”都似乎难以达到，更不用说长久的健康发展。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这个问题十分令人困惑。当初论证“国企应该彻底两权分离”时，曾列举了无数条有力的论据，主要有：（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19世纪前期就明确论述过现代工业大生产必然导致普遍的两权分离。（2）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由于股份制大公司逐渐成为主流，股东人数太多，将导致所有者无法直接控制企业，经理层将成为实际上的企业控制者，两权必然分离。（3）社会学者从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势中，也认为国企必须进行彻底的两权分离。（4）计划经济的弊病根源，正在于国企的两权合一，所以商品经济（以及后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对国企进行两权分离之改革。
国企的真正病根在哪里？
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国有企业里，人们的个人利益及目标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及目标不致、相背离，在这些情况下，国企的利益对于主管官员及经营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如此，便不难理解国企的真正病根之所在。
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负责人、我国经济专家刘大洪指出：国企的真正病根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这正是20多年的国企改革误区之所在。
桔生淮南淮北：两权分离的中西比较
两权分离在西方也普遍存在，尤其是上市公司中更是典型。西方的两权分离为何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国学者型企业家、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指出：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并不是组织机构，而是确定的自然人，这些自然人不存在“外部性风险”，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内部化产权”，他们可以对自己的产权作出决策；即使通过代理人或代理机构来行使自己的产权，他们也能有效地监督代理者，从而较好地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因此，西方的两权分离只会在一个环节上产生“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风险。这个环节的风险相对来说容易控制一些，可以通过更换新的、胜任的经营者来解决。
而中国国企的所有者是国家（政府），如前所析，政府本身并不是自然人，它无法直接行使所有权，必须通过主管官员的代理来进行。这样，国企就存在两个环节的“代理风险”，即主管官员代理风险、经营者代理风险。
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西方的两权分离只在一个环节（经营者代理）上产生风险，经营者环节出了问题，只不过是下游，可以通过迅速更换经营者来解决。而中国国企除了经营者环节之外，还会在所有者环节（通过主管官员的代理）产生风险，这个环节是上游，是根源，一旦出了问题，它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溃。
西方兴起“两权合一”浪潮
实际上，两权分离并不是完美的、唯一的选择。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发现：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经营者是在“使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也就不可能盼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那样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但这种“异样的声音”被淹没在近现代飞速发展的大工业浪潮里，因为公司规模的庞大导致了普遍的两权分离。
但后来，西方实行两权分离的公司屡屡发生经营者腐败、经理层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大股东操纵公司损害中小股东、甚至跨国公司被内部人搞垮等等恶性事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于是产生了今天广为人知的科斯定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及理论分析之下，西方兴起了“中小企业将成为21世纪主流企业”的浪潮，许多大公司也因此而化大为小、化整为散，集团式大企业也不再是传统的“总分公司制”，纷纷改成“母子公司制”。（总分公司制中，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而母子公司制中，各个子公司都是独立的中小型企业法人。）
这种做法可以避免两权分离带来的种种弊端。中小企业由于规模相对较小，所有者就能够直接有效地监控企业经营，防范经营者风险。大多数中小企业里，两权是合一的，所有者同时也是高层经营者。（注意：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并不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合一；从法律的技术层面上讲，法人财产权是必须独立的、不得受所有者非法操纵。法人财产权不等于经营权。）
西方的“两权合一”浪潮，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两权分离并不是解决中国国企深层症结的灵丹妙药，中国20多年的国企改革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深层本质。
国企新出路：虚拟私有化改革
为了使中国具备“淮南”的气候及土壤，以便于“桔树”在中国真正结出“桔”而非“枳”，一些人主张中国国企迅速、彻底、全面进行私有化产权运动。但是，中国国情又要求私有化产权运动必须慎行、缓行。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除了对“经营者代理环节”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之外，还必须对国企“所有者代理环节”进行同样的改革。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