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婚姻权论
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 胡配军
罪犯（这里专指监禁刑罪犯）的婚姻权是罪犯权益中一项非常特殊的权利，它曾经是一个长期被尘封的权利，也曾经是一个被刑罚理论界关于其有无长期争论不休的权利。虽然2004年5月19日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结束了刑罚理论界关于罪犯婚姻权有无的争论，宣告了罪犯是婚姻权的有权主体——罪犯可以结婚，但民政部出台的这个《意见》本身规格不高，且其中关于罪犯婚姻权的问题述说过简，仍有许多关于罪犯婚姻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于解决。其中如何看待罪犯婚姻权的既往规定？怎样解读当代社会条件下的罪犯婚姻实然权利？如何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罪犯的婚姻权？这些问题急待解决。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剪陋、试作管窥。
一、罪犯婚姻权的历史检索
在人类刑罚历史上，近代以前，由于刑罚追求报复性正义，国家通过对等的报复性行刑衡平侵害对受害的损益，罪犯只是供刑罚报复的对象，没有作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与权利，更不用说婚姻权。近代以降，在霍华德等人倡导下，发端于英国的监狱改良，使罪犯获得了最起码的人道待遇；而近代教育刑的崛起，推动了罪犯权利范围的扩张，出于改造罪犯的需要，许多监狱把能还给罪犯的权利尽量还给罪犯，这就使罪犯婚姻权有了实现的可能。随着尊重与保障罪犯权利逐渐成为各国刑罚的基本理念，各种新的人道的刑罚与处遇举措纷纷出台，围绕婚姻权而实施的若干积极举措如准假罪犯回家探亲、附条件的与配偶同居等制度，使婚姻权的实质内容在行刑活动中得到体现。
受人类刑罚文明的影响，新中国以来的我国刑罚，即使在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的解放初期，国家对罪犯的合法权益，在处置上也还是非常谨慎的。在对待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改造方面，更是非常关爱罪犯权益，彰显人道主义刑罚内涵。虽然此时的权利保障中并未涉及罪犯的婚姻权问题，但也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我国后来健全法制的发展时期，罪犯婚姻权仍一直是没有被法律法规明文剥夺过。
在我国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中，国家对个体婚姻权始终主张婚姻自由、一夫一妻。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2003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国家对个体婚姻登记只有年龄和身体条件的限制，没有个体身份的限制。从1954年到1982年的四部宪法以及1984年的《民法通则》、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在这些国家的根本法和基本法中，只有对公民的合法婚姻权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原则规定，从没有对罪犯婚姻权提及“剥夺”二字。
综上所述，罪犯婚姻权在法律上始终处于“未丧失”地步。
当然，建国以来，由于传统法文化的长期封建积淀，对西方法文化的极左态度，我国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处于法律虚无年代，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的法制理念不被认同，加之对罪犯人身自由剥夺或限制的法律束缚，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在婚姻权方面罪犯是无权主体。一些与宪法和基本法并不和谐且效力低位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更是对对罪犯的结婚作了否定性规定。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徒刑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的恋爱结婚问题的联合批复》等文件规定：“对于因病保外就医的罪犯，考虑到病愈后还要收监执行的情况，因此，他们的恋爱与结婚以不允许为宜……”。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期间，不准结婚。”不可否认，这些文件规定正是罪犯没有婚姻权认识的理论根源。
但略显矛盾的是，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徒刑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的恋爱结婚问题的联合批复》又规定“过去法院判处监外执行的罪犯，他们的恋爱与结婚问题可以允许，由婚姻登记机关审核即可。”“被判处徒刑缓期执行和假释的罪犯，在缓刑或假释期间，他们的恋爱问题只要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条件，是可以允许的。”
很显然，简单地讨论罪犯有无婚姻权是说不清的，即使在1963年的法律语境下，罪犯是否可以结婚，也要有所区别，有些罪犯不许恋爱和结婚，但有些罪犯可以恋爱和结婚。客观地讲，1963年的这个文件规定对罪犯的恋爱与结婚有所区别并不够科学。为什么法院判处的监外执行就能恋爱和结婚，这些监外执行的罪犯中的大多数同样是要在监外执行期限结束后收监服刑。也须承认，文件的这一内容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人们的认识与实践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人们没有去顾及它的矛盾，思想上坚持的就是罪犯没有婚姻权。
1994年《监狱法》第七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以这一法条解读罪犯婚姻权，罪犯被当作有权主体比作为无权主体应当更为合适。一些学者明确表述“罪犯的结婚权属于未被剥夺”（冯建仓、陈志海主编《中国监狱若干重点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267页）自1994年之后，本着改造人的宗旨，为着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不少地方的监狱在争议中不断突破，通过建立“亲情楼”、让符合条件的罪犯享受“特优会见”（同居探视）“允许少数表现好的罪犯结婚”。（同上）这些实践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改造效果。“在笔者调研的某省监狱的“亲情楼”前，看见前来与罪犯团聚的妻子脸上羞涩的笑容和年幼的孩子脸上灿烂的天真，特别是该服刑罪犯脸上焕发的良知、友善的表情，令笔者也为之动容。”（同上第267-268页）《监狱法》57条第三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有前款所情形之一，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在服刑期间一贯表现好，离开监狱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监狱可以根据情况准其离监探亲。离监探亲的内容多样，对婚姻家庭进行探亲必定是已婚罪犯探亲的当然内容。准予改造表现好的已婚罪犯离监探亲，则意味着准予他们行使婚姻权。仅此一点可以表明：罪犯没有婚姻权的观点有些片面。
心理学认为：婚姻对个体的思想行为稳定、个体的责任意识、个体的身份与人格完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让改造表现好的罪犯体验合法婚姻，有助于激发罪犯努力改造。挪威儿童与家庭部在支持该国1993年的法律时写道：“一个人不得不压抑对另一个人的依赖和爱恋的基本感情是有害的。疏离这些感情或试图压抑它们，可能摧毁一个人的自尊。”近几年来，我国监狱对罪犯与配偶探视同居的实践尝试（包括准其离监探亲），允许极少数改造表现好的罪犯结婚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改造效果。但有必要指出，近几年我国监狱对罪犯婚姻权问题进行的探索，并不是对罪犯婚姻权进行的恢复性探索，而是从罪犯行政处遇方面进行的积极处遇尝试。
监狱的做法是明智的，监狱用不着去恢复罪犯的婚姻权，在罪犯婚姻权问题上，我们只须认同罪犯是有权主体。我国法律没有剥夺也不可能剥夺任何公民天赋的婚姻权利。1963年和1982年的有关规定对罪犯恋爱与结婚的限制，只是在罪犯婚姻权的行为能力方面作了限制，而权利能力依旧存在。我们的误区可能在于我们把婚姻权主体与婚姻主体混为一谈，婚姻权主体强调的是权利能力，即使他没有行为能力，并不妨碍他成为权利主体；而婚姻主体侧重于行为能力，虽然它的前置条件在于权利能力，但它更强调个体以特定的行为去实现婚姻权利。当我们限制或剥夺了罪犯的自由，罪犯行使婚姻权的行为能力大大降低，如果没有监狱的积极帮助，罪犯是无法实现婚姻权的，也就不可能成为婚姻主体。这就如同罪犯的财产权，法律规定罪犯的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包括遗产继承），如果罪犯在遗产继承方面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罪犯是否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去主张他的财产权利，这首先取决于监狱能否从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中给予其保护财产权利的条件帮助。2004年5月13日，民政部出台的《意见》第十个方面规定“服刑人员婚姻登记应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出具有效的身份证件；服刑人员无法出具有效身份证件的，可由监狱机关出具有关证明材料。”服刑人员亲自进行婚姻登记是对罪犯婚姻权行为能力的要求，罪犯能否亲自进行婚姻登记，有没有行为能力并不是罪犯所能自主。
可以概括，关于罪犯婚姻权问题历来的争议，其实不在于婚姻权权利能力的有无，而是罪犯有没有行为能力行使婚姻权的问题。笔者认为，罪犯有着与普通公民一样源于天赋的婚姻权利能力，但罪犯实现婚姻权的行为能力必须依赖于各类刑罚执行部门。
二、当代社会罪犯婚姻权的理性解读
1、罪犯婚姻权的受限制性
婚姻权是公民依照法律规定，实现结婚愿望或获得婚姻利益的可能性。婚姻自由是公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主结婚或离婚的权利。婚姻权是一种人身属性极强的权利，它与婚姻自由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婚姻自由也就存在困难。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是有权主体，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若干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私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而罪犯婚姻权的行使，则不能如此简单。首先罪犯的婚姻登记就不仅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具有非独立性。监狱必须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使应有权力。如为了确保安全，防范脱逃及其他危险，罪犯的婚姻登记必须是有监狱民警看押的登记。囚车和手铐与婚姻并不和谐，但罪犯不能拒绝。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象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婚姻关系的产生只是合法难以合俗。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婚姻对普通公民产生的身份完善与人格完善，对罪犯来讲只是意识的而非物质的。第三，罪犯离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不能在狱内完成，只能在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无须向所在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不论所在单位或有关组织是否同意，公民都可以进行结婚登记。而罪犯的结婚登记，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第五，普通公民结婚是自己的事，离婚也是自己的事；而罪犯结婚不只是自己的事，离婚也不只是自己的事。特别是罪犯单方面想要离婚时，没有行动的自由，罪犯很难向法院提出自己的主张；一次次参加诉讼活动也很难得到时间上的保障。可以这样说，罪犯的结婚有条件限制，罪犯的离婚也不完全自由。
2、罪犯婚姻权的差别性
罪犯婚姻权的存在，使得每一个罪犯都具有了婚姻的权利能力，每一个罪犯都可以有结婚的愿望或结婚的可能，但罪犯的结婚愿望能否实现，罪犯结婚的可能能不能转化为现实，既要受到罪犯自身条件的限制，也受到监狱管理要求的限制。在罪犯结婚和今后婚姻权的行使等婚姻行为能力问题上，罪犯与罪犯之间存在着客观差距。
第一，从年龄上看，未成年犯和未满22周岁成年男犯、未满20周岁的成年女犯，属于未到法定婚年的公民，是不能结婚的。
第二，从身体条件上看，虽然现在不再实行婚前体检，如果未婚罪犯患有医学上认为不能结婚的疾病，或与婚配对象具有法律禁止结婚的血亲关系，依照法律规定也不能结婚。
第三，未婚的死缓犯、未婚的无期徒刑犯，在未减为有期徒刑之前，应当禁止其登记结婚。而其他达到法定婚年、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能结婚情形的未婚罪犯，在服刑6个月以上后，如果改造表现好、个体的人身危险性已经不足以对社会产生危害，且服刑前与婚配对象已有较长时间的恋爱，相互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和今后生活的物质基础，可以酌情批准其结婚登记并适当提供帮助。
第四，已婚罪犯的婚姻存在已经是一种客观事实，婚姻登记已在服刑之前先行完成，但婚姻权的今后行使，在实现婚姻具体权利的行为能力问题上，行刑机关可以根据其刑罚种类、悔罪意识、改造表现、以行刑处遇的方式准予其行使部分婚姻权利。服刑期间登记结婚的罪犯，其今后婚姻权利的行使，可参照已婚罪犯的行使要求。
第五、监外执行的罪犯，在监外执行期间，如果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则可以结婚。
第六，被假释的罪犯从刑期上看，其刑期没有终结，与监禁刑的关系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其已不在监狱服刑，并已经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他的结婚完全是自己的事，无需监狱的同意与帮助。
第六，被判处拘役刑的罪犯，由于拘役的刑期不长，对婚姻权行为能力的任何限制都不会是长期的过程，行刑机关不需要考虑这些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为能力问题。
3、罪犯婚姻权的非直接派生性
婚姻权与同居权、生育权相互关联，没有婚姻权，就不存在同居权、生育权（未婚同居和生育、无婚且无性生育在我国是不被道德认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是由婚姻权派生出的权力。普通公民的婚姻权，当然直接派生着同居权、生育权，但罪犯婚姻权却不能直接派生，罪犯与配偶只能登记结婚，不能直接享有同居权、生育权。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并不是罪犯与配偶的同居权的体现，它有同居的事实，也是以同居权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罪犯处遇，因为在服刑罪犯中，已婚罪犯并不是个个都能享有特优会见，只有改造表现好，服刑达到一定期限者，才能与配偶特优会见。生育权更是不能直接派生，因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了生育权，就会出现女性罪犯在狱内生育的非法律许可现象。我国法律禁止父母亲带着子女在监狱服刑。从刑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来看，限制与剥夺人身自由主要体现为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与剥夺，由限制与剥夺行为自由而生的是对罪犯社会交往权的限制，罪犯在服刑期间没有与他人交往的自由，罪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受制于罪犯的社会交往权，这些权利都处于限制之列，罪犯不能自由行使。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同居权、生育权也还给罪犯，那么刑罚还能罚什么？刑罚的威严又怎么体现？谁还害怕刑罚？监狱又如何完成惩罚与改造罪犯的重任？罪犯婚姻权的非直接派生性表明了罪犯婚姻权的非完整性。在整个婚姻存续的过程中，罪犯的婚姻权只是有限婚姻权，普通公民因为婚姻而获得的其他许多权利，在罪犯身上都处于封存状态，服刑期间不能自由行使。在此有必要指出，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是当代社会的普遍公理，它的正确性勿庸置疑，但对这一法律原则要正确理解，不能机械曲解。从权益维护与保障来讲，我们把罪犯当作权益维护与保障的弱势群体，要更加注重对他们维权。但维权应当维护的是罪犯的应有权利。这种应有权利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为就是指所有未被法律用具体文字表明剥夺的公民权利。因为有些公民权利，由于相互间的制约与依附，限制了一种权利，就会自然生成其他许多权利的无法行使，这时应当理解为这些权利都属于受限制或剥夺，法律无须就此再专门列举。再说，许多权利在不断派生新的权利，相对静止与稳定的法律不可能立即对此进行收集并罗列，而从法理上讲，这些权利的行使又都以已经被剥夺的某一权利为行使前提，则这些权利当然都应中止、属于不能行使的权利。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4、罪犯婚姻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对等性。
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具有对等性。公民婚姻权在婚姻关系内，其义务对象为配偶；在婚姻关系外，其义务对象是社会非特定的有关人和组织。罪犯婚姻权利义务虽然也牵涉到配偶与社会非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但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明显存在着两重非对等性。
一是罪犯与配偶在婚姻权利与义务上的非对等性。法律上，罪犯婚姻关系的成立，同时产生罪犯与配偶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然而刑期未满之前，罪犯在行使有限的婚姻权的同时，对婚姻义务除了忠诚以外基本上都无法履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在婚姻关系中，罪犯享有着婚姻利益，而婚姻中的义务，基本上都由罪犯的配偶对罪犯承担，罪犯无力也不可能为配偶承担义务。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为罪犯婚姻家庭的存续与稳固带来了隐患。许多已婚罪犯正是由于自己服刑而导致家庭的破裂，家庭的破裂又给罪犯的改造蒙上了阴影。对于那些入监后新登记结婚的罪犯，监狱民警更应当有所意识、适时教育与引导。婚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谁也无法保证所有罪犯与其配偶的婚姻登记都是非常理性的产物，步入婚姻殿堂后，独守空房的配偶是否能够长此以往忠贞不渝？罪犯的婚姻家庭到底能支撑多久？这将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监狱民警和罪犯都不能不思考。如果忽视了这些，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影响监管安全和改造质量的重要间接因素。
二是罪犯婚姻权利与监狱义务的非对等性。罪犯许多权利都以监狱为义务主体，如罪犯的生命健康权，为了保证罪犯的生命健康，监狱必须保证提供合于正常生活需要的生活卫生条件，在罪犯生病时，监狱有义务保障罪犯能得到及时医治；再如罪犯的人格尊严权，监狱有义务保障罪犯的人格尊严，保障罪犯不受任何人格侮辱。如果监狱不能履行这些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则构成对罪犯权益的侵害。但在罪犯婚姻权利上，罪犯的婚姻权利却不能对应监狱的法律义务。由于人身自由被限制与剥夺，罪犯行使婚姻权的行为能力被刑罚严重削减，此时，只有在监狱的帮助下，罪犯的婚姻权才可能得到部分实现。监狱可以创造条件，帮助未婚罪犯进行结婚登记、帮助已婚罪犯实现部分婚姻权利，但这不是监狱的义务举措。监狱根据监管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实际需要，有权决定自己对罪犯行使婚姻权是否予以帮助。从这一意义上讲，民政部的《意见》赋予罪犯婚姻登记的权利不能对抗监狱对罪犯的刑罚权力，监狱对罪犯的刑罚权具有优位性。
三、实现罪犯婚姻权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1、民警思想
在新中国几十年的监狱工作中，对罪犯一直是不予结婚登记的权利，现在民政部的《意见》改变了一贯的做法，对于监狱民警来讲，思想上的转变可能要有一个过程。罪犯婚姻本身具有的性质互异的可能性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监狱民警对罪犯婚姻权实现的帮助。要动员广大民警从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用人道主义举措实现改造人的宗旨出发，增强对罪犯的权利尊重与保障意识，充分发挥结婚登记的处遇作用，加强对罪犯的教育与引导，让符合条件的罪犯尽可能实现婚姻权。
2、公众接受
准予服刑罪犯结婚，对社会公众来讲，面临着一个公众心理承受力的问题。特优会见的实践探索，曾经被社会舆论说三道四，引起社会许多公众的误解。如果让罪犯结婚，不加宣传引导，势必还会造成社会的责难。公众对监禁刑的关心首先在于源之于民的刑罚执行权力是否能够尽可能通过刑罚，报偿社会和公民个人受损害的正义。民政部门和司法部门都应对民政部《意见》第十个方面的有关内容进行大力宣传，让公众理解这一政策，接受这一政策，这样才能保证这一政策的顺利落实。
3、规范冲突
民政部的《意见》虽然确认了罪犯可以登记结婚，但是原先由公安部等部门制定的一些关于禁止服刑罪犯结婚的规定并没有废除，部门规章与部门规章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应由国务院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规章协调，避免规章之间的冲突。另外根据监狱管理的有关制度规定的推导，余刑在10年以上的罪犯，除非被监外执行是不能离开监狱的（离监探亲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执行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如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罪犯赵波在余刑还有18年半时申请婚姻登记，根据现有制度规定，他不能离监登记结婚，但在服刑前，他已与一女子相爱并同居多年，鉴于这一情况，经向司法部请示，由司法部特批获准结婚。显然，对于罪犯可以离监登记结婚的刑期要求应该作些修改，除了无期徒刑和死缓外，对有期徒刑只应作最低服刑期限的要求，不应再作余刑的刑期限制。
4、条件保障
罪犯没有行动自由，监狱许可罪犯结婚登记，就必须在行动上为罪犯提供帮助。这里的帮助包括提供前往婚姻登记地点的车辆、看押护送罪犯参加婚姻登记的警力以及为此而花费的相关费用。许可罪犯结婚登记增加了监狱的工作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狱的物质和经济负担，但是如果让符合条件的罪犯登记结婚，能够更好地促进罪犯的改造，监狱就应当努力去做好这一项工作，决不能因为某种困难而予以抵制。
海口市邮政通信条例
海南省海口市人大常委会
海口市邮政通信条例
海口市人大常委会
（1996年6月27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批准1996年7月27日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邮政建设和管理，保障邮政工作的正常进行，提高邮政通信服务水平，促进邮政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海南省通信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邮政建设和管理。
第三条 海口市邮政通信部门经海南省邮电管理部门授权，管理本市的邮政工作。市邮政通信部门应当加强邮政通信和设施的管理，为社会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邮政服务，保障用户使用邮政的合法权益。
本市土地、规划、城建、交通、公安、工商、计划等部门按各自职责协同做好邮政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四条 邮政通信是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国民经济的先行产业。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邮政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城镇建设规划，优先发展邮政事业。
第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居住区、工业区、开发区、商业区、机场、港口、火车站等建设工程，应当同时规划设置与之配套的邮政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第六条 邮政局（所）的布局，按每处服务半径要求设置：建成区为0．5公里；非建成区为1至3公里。
城市规划部门应当将邮政局（所）建设列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邮政局（所）的建设标准：建成区域内，一等支局用地面积不少于3800平方米；二等支局用地面积不少于3200平方米；三等支局用地面积不少于2600平方米；邮政所用地面积不少于500平方米。建成区域外
，其邮政支局（所）的用地面积可以在上述标准上酌加。
第七条 邮政局（所）由建设单位出资建设的，其建设成本费由邮政通信部门承担；由邮政通信部门自行建设的，使用土地的地价，按市政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用地标准执行。
第八条 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邮政局（所）和设施时，建设单位应当与邮政通信部门协商，在保证邮政通信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就近安排或者另行建设，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另行建设的邮政局（所），建设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标准进行建设；原有面积与新建面积差额的补偿，按本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办理。
第九条 需要增设邮政服务网点的车站、机场、港口、宾馆、院校和厂矿企业等单位，由需方向邮政通信部门提出申请，经协商同意后，由邮政通信部门提供服务。
第十条 经有关部门批准，邮政通信部门设置邮政报刊亭、邮筒、邮箱、阅报橱窗等设施，其所占用的场所无偿使用。
第十一条 城镇新建住宅楼房必须在首层便于投递的位置，设置与户数相应的标准信报箱；有围墙的住宅、办公楼、写字楼应当在大院出入口处安装标准信报箱群或者设立收发室，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
上述设施由城市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市邮政通信部门制定设计标准，列为报建和验收项目。
本条例实施前建设的楼房未按规定设置信报箱、间（群）或者收发室的，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补建或者补设，补建和补设费用由产权人或者用户负责。
第十二条 郊区农村应当设立信报站，负责农村的邮件和报刊的收投，并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管理。
第三章 行业管理
第十三条 邮政通信部门对专营的邮政业务实行统一经营和管理，对非邮政通信部门经营的邮政业务实施行业管理。
第十四条 下列邮政业务由邮政通信部门专营：
（一）信函、明信片和其它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寄递（包括速递文件业务）；
（二）机要文件、机要刊物寄递；
（三）通信使用的普通邮票的经营；
（四）邮票、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邮资邮简等邮资凭证的发行和集邮品的制作；
（五）邮政编码的管理和邮政编码簿的编印发行；
（六）国家规定由邮政通信部门统一经营的其它邮政业务。
第十五条 非邮政通信部门在本市申请经营集邮票品业务的，必须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然后向市邮政通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代办其它邮政业务的，需经市邮政通信部门批准，签订代办合同后，方可开办。
第十六条 经营集邮票品或者代办邮政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接受邮政通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并不得进行下列经营活动：
（一）销售国家禁止流通的邮票和集邮品；
（二）销售自制集邮品；
（三）邮票和集邮品的进出口业务。
第十七条 印制通信使用的信封和明信片，包括供社会公众通信使用和单位对外通信使用的信封，制作邮包的封装盒和信报箱等邮政通信用品，必须符合国家或者邮政通信部门规定的标准，并由邮政管理部门监制。
不符合标准的邮政通信用品，邮政通信部门不予收寄。
第十八条 市邮政通信部门应当会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加强邮政通信市场的管理。
第四章 服务与保障
第十九条 邮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遵守职业道德，坚持文明服务，对用户交寄的邮件、汇款和储蓄存款，负有保密和保护的责任，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户使用邮政业务情况。
第二十条 邮政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私拆、隐匿、毁弃、盗窃邮件和电报，撕揭邮票，贪污、冒领用户款项；
（二）故意延误邮件传递时间；
（三）擅自中止对用户的邮政通信服务；
（四）拒绝办理应当办理的邮政通信业务；
（五）擅自改变邮政业务收费标准或者增加收费项目；
（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七）其它违反邮政通信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邮政通信部门应当在营业场所设置明显标志，公布营业时间、经办业务种类和资费标准，在邮箱（筒）上标明开取信件的次数和时间，并按规定的投递方式、频次、时限和服务要求，迅速准确投交邮件。
第二十二条 新建单位、住宅或者商品楼具备下列通邮条件的，由其产权所有人、主管部门或者物业管理部门到邮政通信部门办理邮件投递登记手续，并按规定缴纳登记注册费，邮政通信部门应当在用户缴纳登记注册费后的30日内予以通邮：
（一）具备邮政车辆或者邮政工作人员执行公务通行条件的；
（二）有标准地名和有关部门统一编制门牌号数的；
（三）已按规定设置信报箱（群、间）或者收发室的；
（四）按规定需要办理中外文名称登记，已办妥手续的。
第二十三条 邮政通信部门对不具备通邮条件的地区、单位或者个人的邮件，集中投放一处。用户也可以向邮政局（所）租用信箱自取，或者申请特殊投递服务。
不符合通邮规定，用户又不与邮政部门协商解决的，其邮件按无法投递处理。
第二十四条 邮政通信部门应当设置用户监督电话和意见簿（箱），受理和查处对邮政服务质量的投诉，并在10日内答复用户。
第二十五条 单位收发人员对接收的邮件负有迅速传递、依法保密的责任，不得私拆、隐匿、毁弃邮件，不得撕揭邮票或者冒领汇款。
无法投递的邮件，应当及时退还邮政通信部门按国家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收件人领取给据邮件或者汇款，凭本人有效证件，并在相关单式上签名盖章。
代收人受收件人委托，代收给据邮件或者汇款时，应当交验收件人和代收人的有效证件，经邮政通信部门确认后，由代收人签名盖章接收。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妨碍邮政工作的正常进行：
（一）非法拦截、检（搜）查、扣押带有标志的邮政运输车辆和邮件或者强行登乘邮政运输工具；
（二）阻碍邮政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或者寻衅滋事；
（三）伪造或者冒用邮政专用标志、邮政标志服或者邮政日戳、邮政夹钳、邮袋等邮政专用品；
（四）在邮政局（所）门前、出入通道和邮政设施前设摊、堆物、停放车辆，妨碍用户用邮或者影响邮车通行；
（五）涂污或者损毁邮筒、信箱、邮政报刊亭、邮政编码牌等邮政公用设施；
（六）隐匿、毁弃、私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
（七）冒充邮政工作人员招摇撞骗；
（八）私开邮箱（筒），或者向邮箱（筒）内投塞易燃、易爆或者腐蚀性等危险物品以及其他杂物；
（九）利用邮政通信渠道进行法律所禁止的活动。
第二十八条 已设置的信报箱、群，由相关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负责管理，发现损坏或者其它不能保证邮件安全情况时，应当及时维修或者更换。
第二十九条 带有邮政专用标志的车辆及其工作人员执行任务，进出港口或者通过检查站、渡口、桥梁，应当优先通行。
邮车进出轮渡码头，应当给予优先办理验票手续，渡轮给予优先安排上船。
第三十条 带有邮政专用标志的邮政车辆在运递邮件时，凭公安机关核发的通行证，在确保交通安全情况下，可以不受禁行路线、禁停地段的限制，但要服从交通民警的指挥。
第三十一条 邮政车辆或者邮政工作人员在运递邮件途中违反交通规则时，交通民警应予记录后放行，在其完成公务后，再按有关规定处理。因严重肇事不能放行的，交通民警应当迅速通知邮政通信部门协助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由于邮政通信部门的责任造成给据邮件丢失、损毁、内件短少或者邮政储蓄存款、汇款被冒领的，邮政通信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向用户赔偿损失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由于收件人所在单位收发人员的过失造成给据邮件丢失、损毁、短少或者汇款被冒领的，相关收发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发生邮件被私拆、隐匿、毁弃的，由邮政通信部门提请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三条 非法检查、扣留邮件和邮政专用车辆的，除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还必须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规定，建设工程未按照规定配套建设邮政设施的，由邮政通信部门有权提出限期建设或者改正，并由建设单位承担邮政企业为解决用户用邮采取的临时措施所需的费用，直至配套建设的邮政设施验收合格。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未征得市邮政通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迁移邮政设施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由邮政通信部门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由邮政通信部门处以1500元以下罚款，并没收有关物品。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二）、（五）、（六）、（七）、（八）、（九）项规定，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的，由邮政通信部门给予劝阻，不听劝阻者予以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邮政通信部门会同工商行政、公安、城监等部门采取措施予以清除，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不及时维修或者更换已损坏的信报箱、群，不能保证邮件安全的，邮政通信部门有权提出限期维修、更换，逾期不维修、更换的，停止邮件投递业务。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
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邮政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由邮政通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经济处罚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