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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司法实践中聚众斗殴罪主体的界定

黄祖建


　　司法实践中聚众斗殴罪占刑事案件的较大比例，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由于该犯罪行为人数众多及破坏性大，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危害社会和谐与稳定。在司法实践中能否把握好聚众斗殴罪的主体范围，是合法、有效打击该犯罪的关键。聚众斗殴罪的主体在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概述为：多次聚众斗殴的；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持械聚众斗殴的；这四类行为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可以看出，聚众斗殴的主体并不是单纯的指所有参加聚众斗殴者，仅指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界定好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是司法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
　　一、司法实践中聚众斗殴罪主体认定情况分析
　　司法实践对聚众斗殴罪主体范围的界定有以下几个难点：1、扩大打击涉案主体，将所有聚众斗殴的参加者全部纳入聚众斗殴罪主体范围，这种司法实践局面不仅有损刑法的严肃性，也违背了立法本意，不利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2、聚众斗殴罪与群众中因民事纠纷而互相斗殴或者结伙械斗的混淆，因民事纠纷而互相斗殴的行为表现和聚众斗殴罪的行为极为相似，许多此类案件都以聚众斗殴案件来处理，有碍司法公正，所以应作严格区别：前者指行为人为了报复他人或争霸一方等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实施的群体斗殴行为，后者则是以群体打斗来维护或者扩大既有的民事利益，其处理结果应分不同情况处理，在群众中的互相斗殴或械斗中犯故意伤害罪（包括轻伤、重伤）、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罪的，构成何罪就认定何罪，不应混为一谈。3、聚众斗殴罪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的界定。犯罪的动机、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报复他人或争霸一方等来谋取不当利益，后罪则是基于某种个人动机、目的，用聚众闹事方式，要挟国家机关或有关部门，以满足个人的要求为目的。犯罪形式不同，聚众斗殴罪可以聚众进行，也可以单独实施，后两种罪只能聚众实施。
　　二、聚众斗殴罪中首要分子的界定
　　对聚众斗殴罪中首要分子的认定，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我国刑法第九十七条关于首要分子的规定为依据认定聚众斗殴罪中的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第二种观点主张对聚众犯罪首要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出新的认定，认为聚众犯罪与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并不相同，因为刑法对二者作出定义的参照标准有别，前者的参照对象是所有的行为主体，包括不负刑事责任的一般参加者，后者的参照对象是所有的犯罪主体，包括其他主犯、从犯、胁从犯。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刑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首要分子为：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该条款已经明确规定了首要分子的概念，而且其作为刑法总则的条款，优先于分则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如果总则与分则相冲突，应以总则为参考。具体来说，聚众犯罪首要分子包括：1、组织、指挥但不参与直接聚众斗殴行为的首要分子。2、组织、指挥同时也积极发动、号召具体实施了聚众斗殴行为的。3、以其威信或者影响力，没有明示也没有直接参加，只幕后策动聚众犯罪行为的。4、为聚众斗殴出谋划策，提供方式方法以及应对政策的人员。
　　三、聚众斗殴罪中其他积极参加者与一般参加者的界定
　　聚众斗殴罪中的其他积极参加者是指首要分子之外的在聚众斗殴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聚众犯罪的积极参加者作出明确的界定，使得司法实践中对其他积极参加者的认定差别较大，甚至出现相对立的案例，导致犯罪人不服的情况，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积极参加者与一般参加者的区别：前者是积极主动地参加或者响应，主观上意愿较为强烈，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较大的斗殴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后者是对斗殴的目的不明确，主观上不追求危害结果的扩大化，仅起到造势、助威的作用，并且危害结果轻微。从行为人的个体上看，首先，积极参加者一般表现为参加聚众斗殴的意愿强烈，主动参与或者积极附和，与被胁迫、被动参加有明显的区别。其次，积极参加者为了实施聚众斗殴行为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如携带作案工具、鼓动其他参加者加入、在斗殴现场异常活跃等，同时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一般参加者个体则没有这两方面的特征。


作者 ：荔浦县人民法院 黄祖建 时间：2010.10.28
　　我认为，体制就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体系。体制健康的基本要求是体制上每个元素的自我实现。任何一个元素不能自我实现均会造成体制弊病。
元素在体制上的自我实现也受体制束缚，元素只能在这种束缚下实现自我。体制总归是一些影响和制约的总和，对元素来讲，体制是外在力量，这种力量助长或者限制其自我实现。当然元素本身也构成体制的力量，作用和影响于其它元素的自我实现。
　　如果体制上某些元素难以自我实现，特别是这种难以实现主要源于体制上的束缚，就应考虑是否存有体制弊端；反之，如果体制上某些元素的自我实现超好，体制束缚太松，从而影响其它元素的自我实现，这也应考虑是否属于体制弊端。
　　体制健康应界定为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也就是说体制上每一个元素的自我实现均处于理想状态，才构成一个健康的体制。
　　体制的优良与否应综合分析体制上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
　　下面我以人体、一般社会组织体和司法体为例分析这些观点。
　　以人体为例，各个器官都要自我实现——器官功能的正常发挥即是器官的自我实现。任何一个器官不能自我实现都会使人体病变。人体健康在根本上要求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并非只希求部分元素自我实现，而忽略其余。心肝肺脾功能各异，但是各自正常自我实现才构成健康的人体；眼耳口鼻手足都为脑所用，然而并无贵贱高低之分，任一元素不能不自我实现均可损害人体健康。所以健康的人体要求人体上任一元素都处于自我实现的状态，尽管各个元素自我实现的内容并不相同。
　　同时，元素的这种自我实现既需要体制的助长，也受体制的束缚。以胃为例，这个器官以消化食物为乐。如果正常消化，它是快乐和自我实现的。但是，它在体制上的自我实现必须依靠心脏供给血液等等，人体上的其它元素为它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只有在人体之中，胃才成其为胃。同时，胃又不能过于自我实现。如果消化功能超强，一胃独大，势必加重心脏负担，削弱大脑的血液供给等等，一定会影响其它元素的自我实现，从而产生体制病变。所以，胃只有在这种助长和制约的适度空间下，充分实现自我又不影响其它器官的自我实现，自身才最为舒适，人体也最为健康。所以体制的助长和束缚力应在元素自我实现的层面实现均衡，这样元素和体制都将处于舒适自然的状态。两者的紧密联系是：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促进了人体的均衡健康，这种均衡又反过来保证了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
　　在社会上，同样有很多体制可以相对分析。
　　在企业单位，从领导到普通员工，就形成了一个体系。单位内部不同的科室和部门也形成一个体系。它们正像人体上的器官，都有自己的功能。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就是整个体制健康的基本要求。
　　董事长可以坐在舒适的办公室处理公司事务，而技术工人可以在脏累的车间辛苦劳作，如果两者均自我实现，那么他们就都是快乐的，尽管工作环境、内容和权限有很大不同。相反，如果董事长不断的对一线工人指手划脚，以致于工人无所适从成为附属，如果工人不能自我实现，只剩下董事长的自我实现，那么，这一体制就存有弊端。如果能压缩董事长自我实现空间，保障一线工人正常的自我实现，这一体制将改良。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是体制健康的基本要求。
　　在不同级别的组织机构之间也存在这个关系。比如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构成的行政体制中，如果上级行政机关太强，以致于影响和制约了下级行政机关的自我实现，就会出现下级成为上级的附属。从而体制呆板，没有活性和创造力，处于病态。如果上下级都能充分自我实现，整个国家行政体就是一个健康的体制。
　　在法院系统也是如此。从最高院到最基层人民法院每一级法院都是法院系统上的一个元素。这一系统是否健康要考察每一个元素的自我实现。如果只是上级法院发号司令，下级法院只需要服从，或者说上级法院自我实现能力超好，以致于下级法院成为附属，体制应界定为不良。比如，一审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向二审法院请示案件的处理，然后按照二审的指示处结。在这里一审法院的自我实现被削弱，案件本该由其自行审判不应由二审法院做出指示。但是基于上下级法院以及办案法官个人利害等因素的制约，使一审成为二审的附属，上下级法院的这种关系应界定为体制弊病。因为它缺少一审法院的自我实现，尽管请示也是其“情愿”。
　　在体制内不同元素的权限定然有异，但它们自我实现的需求并无差异。下级法院本就受制于上级法院，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自我实现并快乐着。否则，就是一个失衡有病需要改变的体制。
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自上而下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不仅仅是各级法院机关，而且应当是从最高院首席大法官到最基层法院最一线的审判员，体制应创造条件让他们自我实现。各级法院所有法官的自我实现是司法体制健康的基本要求，司法体制的健康也必能促进前者的自我实现。
　　如果在我们的审判体制上只少数人能够很好的自我实现，大多数人则成为附属，没有自我，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那么这就是一个需要改变的体制。我之追求正是体制上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尽管他们各有自己不同的权限和功能，而这正好能促进体制之健康。
　　我由体制是元素对体制的服从，体制由我是元素的自我实现。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是体制健康的基本要求。而健康的体制又为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评价一个体制就要看是不是体制上所有元素均自我实现。如果体制有弊端，改进一个体制也是为了促进体制上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如果所有元素均自我实现，体制就将均衡健康没有弊病。
　　因而体制上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分析研究体制时应密切关注体制上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